>>> 2007年第1期

生造一个林黛玉

作者:吴芸真




  
  父亲的话丝毫不差,“假作真时真亦假”。自此以后的生活告诉了我:凡是听过“武汉大学有个‘林黛玉’”故事的,或读到过文件的,莫不是把那个经过艺术创造加工的吴某,不由分说认定是我这真人的真事情。
  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不断有电话电报催我,移交本单位留守工作,去五七干校报到。过完春节,我丢下刚满十月还未断奶的女儿,带着行李奔赴干校驻地沙洋农场。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有些兴奋,虽放心不下幼女,但也是大势所趋。单位同事去了干校,我留守期间,要一拨一拨搬家下去了,我一次又一次为整装待发的车守夜;发工资了,挨家挨户去送;闹菜荒了,冰天雪地背着背篓送菜;家属病了,常在凌晨两点穿过空荡荡的蛇山洞去挂号;需要传递消息了,立刻江北江南地奔波……一份责任在身,觉得对得起同事们。
  整整一天汽车的颠簸后,我找到干校本连队芦席棚,坐在行李上。没有人接站,一座座芦席棚都关着,空无一人。等待,望着渐暗的暮色。一阵口号声过后,嘈杂人声由远及近,本单位的同事走近了,我正要打招呼,他们惊诧地不是低头,就是背过脸去,形同陌路。我来时的欣喜一扫而光,心直往下沉。我被局里一位女干部收留,住她的房间。天黑了,灯是有时限的,赶紧铺床,竹凳架着竹条床紧靠山墙,墙壁是一排缠了稻草的芦苇秆糊上泥浆,透风,于是支起蚊帐。匆匆吃了干面包权作晚餐,熄灯号响了。躺在床上,天地间一片寂静,远方偶尔有狗吠,似乎满世界只有它一个活物。傍晚,同事的神情,令人不解,更令人不安:在武汉为大家服务,被家属笑称“女雷锋”。而今,风尘仆仆下干校了,难道连“革命群众”都算不上了吗?要这般回避,这般孤立我?外面起风了,一阵紧似一阵,听得见有断枝杂物被吹得在地上跑,“呜呜”的风声愈来愈大,一直听到它响到天明。
  第二天清晨,在食堂一侧找到省委宣传部老涂同志,他是我夫君的入党介绍人。我自报家门,以新到借餐券为由询问干校近况。被告之:“中央下文件清查‘五·一六’。背靠背揭查。”
  我恍然大悟。
  他又告诫我:“遇事冷静,实事求是。认真对待生活,生活不会欺骗你。”
  我端着碗,眼含泪。蓦然,普希金的诗浮现在眼前: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生活不由分说地在继续,不论是风起云涌,还是貌似波平如镜,都得认真对待。远方父亲殷殷的叮咛,眼前共产党员诚挚的劝诫,书籍中浪漫诗人对青年女郎的勉励,各是不同时代,但一层人生哲理贯穿其间:真诚去直面人生,遇逆境不逃避、不苟且,不消沉、不放弃追求;在阴沉岁月里要审慎,要清醒,要肯学习,要百倍努力,要有原则地改变自己!这是老人、友人、诗人的提示,还是我一夜不眠的顿悟?说不清!只觉得一夜风过,明晃晃的寒冬旭日,将一座座芦席棚照得金灿灿的,很有些生气了。
  认真参加各种大小的会,不随意发言。几天后,连队党支部书记老郑同志找我谈话。我很诚恳地向她和盘托出,我和我家记者在“文革”中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解答她的问题。我的谈话内容归结一句,即是:我和家人与任何群众组织没有丝毫联系。最后,党支部书记郑重表态:“小吴!我相信你!党组织相信你!相信你的和你家这位记者情况的介绍,他是个不错的记者。很清楚了:你和他什么问题也没有!”当她与我握手时,我止不住泪水落了下来:党组织是信任我的!在几乎所有同事和朋友都纷纷远离我的时候。我第一次切切实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它令我终生难忘!
  因为党支部书记谈过话,表了态,我和家里并没有问题,于是单位的人与我的关系也就正常了。雨过天晴!普希金诗情深含哲理:一切都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春耕播种插秧,大农忙开始了。
  省五七干校地处江汉平原,临江沿湖一马平川,这里阡陌纵横,渠道成网树成行,南北向东西向的交通大道、机耕路,将田园划为无数的大方格,一格就有八百亩,这是国家十好几年开发的结果,若是在半空中看,说它是个大棋盘绝不夸张。这里原本是劳改农场,大批量的省直机关干部拖家带口下来——办干校,就将劳改犯调离。建校初期,顶风冒雪修造芦席棚,辛苦万分,我没能赶上;春天到大田劳作,是投入大自然怀抱,虽然也很累,内心却轻松得多。只是让我久久难以释怀的是:清查,何以平白怀疑我?趁到大田分散劳动,向为人正直的朋友和武大学长寻求答案。
  不久便清楚了:一是有人喜好打小报告。记者到处采访,又常上北京,于是就牵连了我;二是有关领导按我“以往情况”,被上级点过名,把我列于阶级斗争对立面,逻辑下来认为可能。朋友和学长说起往事,我这才明白,在一些人眼里我是什么角色。
  “文革”初就有人闹着,要将我从群众组织中除名,说我不配,说新社会还葬花,问题很严重,几近反动。幸亏有老学长说,葬花的是她高班学长,不是这个小吴,这才罢手。但此后,这个组织不再向外人说有我这人;1964年我毕业前夕,省里宣传、社科、文教部门的人,大都晓得武大中文系女生吴某某,是当今的林黛玉。相传是省委宣传工作会上曾部长报告中点的名。
  由此唤起了当年的回忆:一个细节是,1964年到省文化局报到,人事处很热情,说:“武大几次推荐才定你的,是独女,按政策应该留武汉。”这时才醒悟:省局接纳我很勉强。当年系里很难分配出去。另一个细节是,第一次去剧场看彩排,在门厅被局团委书记拉去见局长,他先上前嘀咕了一会才召我来介绍,重复两遍“就是武大中文系的那个、那个小吴”,“哦!哦!哦!”局长应承三声盯着我:“你就是武大的那个嗯——小吴?”,与我握手的同时,又转身向跟随的一行人介绍我。两人的语气都怪怪的,谁知道他“那个”的潜台词是“当今林黛玉吴云贞”呢!局长身边一排人不知低声说笑什么,令人局促。局长又大声鼓励我:“听说你古典文学好,对搞戏有用。目前要提倡现代戏,要下去生活,下去好好地锻炼!”到干校了才醒悟:1964年,我未曾分配,就被套上“吴云贞”的名字,已经臭名远扬了!
  因为感激党组织的信任,因为真心要改造思想,也因为想要洗清众多人的误解,让自己有个较大的改观,所以,劳动起来我很拼命,尽快使自己思想上工农化,生活上能靠劳动自食其力。五七干校,以“五七指示”为指针,走“抗大”道路,没指望回武汉;单位已成了连队的一个排,也没指望回城市。因而还有一个很实际、生存最底线的想法:长期不能回武汉,两地分居,一旦有了危机,自己能带一个孩子过下去,在干校当一辈子农工。因而我很下力气,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学会了所有的劳动技能:剽学了浸种;趸秧是把好手;选到插秧机上喂秧,一天插五十亩;收割时,割、挑、碾、晒、扬、风(风车),直到装麻袋,都学得很像样;做棉种营养钵也很专业;懂点化学,给植保员当了助手,背着喷雾器打药,一天走下来脚肿脸肿;学会了种前测地温、施肥、移栽、打药、掐顶打叶、收晒的棉田管理;上播种机播麦籽;使扦担尖挑麦捆垛上拖拉机;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参加麦子脱粒的最后工序;种过菜,收获茄子、辣椒、西红柿,还种过西瓜;大面积种花生,凌晨四点开始薅草荒至日落;还学会了自己不曾想到的本领——在庄稼地里打蛇,我打死了十二条蛇……干校两年半我是二十八到三十岁,人憔悴得像四十七八岁,拍的集体照,连我都不认识自己。
  

[1] [2] [3]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