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生造一个林黛玉
作者：吴芸真
父亲的话丝毫不差，“假作真时真亦假”。自此以后的生活告诉了我：凡是听过“武汉大学有个‘林黛玉’”故事的，或读到过文件的，莫不是把那个经过艺术创造加工的吴某，不由分说认定是我这真人的真事情。
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不断有电话电报催我，移交本单位留守工作，去五七干校报到。过完春节，我丢下刚满十月还未断奶的女儿，带着行李奔赴干校驻地沙洋农场。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有些兴奋，虽放心不下幼女，但也是大势所趋。单位同事去了干校，我留守期间，要一拨一拨搬家下去了，我一次又一次为整装待发的车守夜；发工资了，挨家挨户去送；闹菜荒了，冰天雪地背着背篓送菜；家属病了，常在凌晨两点穿过空荡荡的蛇山洞去挂号；需要传递消息了，立刻江北江南地奔波……一份责任在身，觉得对得起同事们。
整整一天汽车的颠簸后，我找到干校本连队芦席棚，坐在行李上。没有人接站，一座座芦席棚都关着，空无一人。等待，望着渐暗的暮色。一阵口号声过后，嘈杂人声由远及近，本单位的同事走近了，我正要打招呼，他们惊诧地不是低头，就是背过脸去，形同陌路。我来时的欣喜一扫而光，心直往下沉。我被局里一位女干部收留，住她的房间。天黑了，灯是有时限的，赶紧铺床，竹凳架着竹条床紧靠山墙，墙壁是一排缠了稻草的芦苇秆糊上泥浆，透风，于是支起蚊帐。匆匆吃了干面包权作晚餐，熄灯号响了。躺在床上，天地间一片寂静，远方偶尔有狗吠，似乎满世界只有它一个活物。傍晚，同事的神情，令人不解，更令人不安：在武汉为大家服务，被家属笑称“女雷锋”。而今，风尘仆仆下干校了，难道连“革命群众”都算不上了吗？要这般回避，这般孤立我？外面起风了，一阵紧似一阵，听得见有断枝杂物被吹得在地上跑，“呜呜”的风声愈来愈大，一直听到它响到天明。
第二天清晨，在食堂一侧找到省委宣传部老涂同志，他是我夫君的入党介绍人。我自报家门，以新到借餐券为由询问干校近况。被告之：“中央下文件清查‘五·一六’。背靠背揭查。”
我恍然大悟。
他又告诫我：“遇事冷静，实事求是。认真对待生活，生活不会欺骗你。”
我端着碗，眼含泪。蓦然，普希金的诗浮现在眼前：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生活不由分说地在继续，不论是风起云涌，还是貌似波平如镜，都得认真对待。远方父亲殷殷的叮咛，眼前共产党员诚挚的劝诫，书籍中浪漫诗人对青年女郎的勉励，各是不同时代，但一层人生哲理贯穿其间：真诚去直面人生，遇逆境不逃避、不苟且，不消沉、不放弃追求；在阴沉岁月里要审慎，要清醒，要肯学习，要百倍努力，要有原则地改变自己！这是老人、友人、诗人的提示，还是我一夜不眠的顿悟？说不清！只觉得一夜风过，明晃晃的寒冬旭日，将一座座芦席棚照得金灿灿的，很有些生气了。
认真参加各种大小的会，不随意发言。几天后，连队党支部书记老郑同志找我谈话。我很诚恳地向她和盘托出，我和我家记者在“文革”中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解答她的问题。我的谈话内容归结一句，即是：我和家人与任何群众组织没有丝毫联系。最后，党支部书记郑重表态：“小吴！我相信你！党组织相信你！相信你的和你家这位记者情况的介绍，他是个不错的记者。很清楚了：你和他什么问题也没有！”当她与我握手时，我止不住泪水落了下来：党组织是信任我的！在几乎所有同事和朋友都纷纷远离我的时候。我第一次切切实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它令我终生难忘！
因为党支部书记谈过话，表了态，我和家里并没有问题，于是单位的人与我的关系也就正常了。雨过天晴！普希金诗情深含哲理：一切都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春耕播种插秧，大农忙开始了。
省五七干校地处江汉平原，临江沿湖一马平川，这里阡陌纵横，渠道成网树成行，南北向东西向的交通大道、机耕路，将田园划为无数的大方格，一格就有八百亩，这是国家十好几年开发的结果，若是在半空中看，说它是个大棋盘绝不夸张。这里原本是劳改农场，大批量的省直机关干部拖家带口下来——办干校，就将劳改犯调离。建校初期，顶风冒雪修造芦席棚，辛苦万分，我没能赶上；春天到大田劳作，是投入大自然怀抱，虽然也很累，内心却轻松得多。只是让我久久难以释怀的是：清查，何以平白怀疑我？趁到大田分散劳动，向为人正直的朋友和武大学长寻求答案。
不久便清楚了：一是有人喜好打小报告。记者到处采访，又常上北京，于是就牵连了我；二是有关领导按我“以往情况”，被上级点过名，把我列于阶级斗争对立面，逻辑下来认为可能。朋友和学长说起往事，我这才明白，在一些人眼里我是什么角色。
“文革”初就有人闹着，要将我从群众组织中除名，说我不配，说新社会还葬花，问题很严重，几近反动。幸亏有老学长说，葬花的是她高班学长，不是这个小吴，这才罢手。但此后，这个组织不再向外人说有我这人；1964年我毕业前夕，省里宣传、社科、文教部门的人，大都晓得武大中文系女生吴某某，是当今的林黛玉。相传是省委宣传工作会上曾部长报告中点的名。
由此唤起了当年的回忆：一个细节是，1964年到省文化局报到，人事处很热情，说：“武大几次推荐才定你的，是独女，按政策应该留武汉。”这时才醒悟：省局接纳我很勉强。当年系里很难分配出去。另一个细节是，第一次去剧场看彩排，在门厅被局团委书记拉去见局长，他先上前嘀咕了一会才召我来介绍，重复两遍“就是武大中文系的那个、那个小吴”，“哦！哦！哦！”局长应承三声盯着我：“你就是武大的那个嗯——小吴？”，与我握手的同时，又转身向跟随的一行人介绍我。两人的语气都怪怪的，谁知道他“那个”的潜台词是“当今林黛玉吴云贞”呢！局长身边一排人不知低声说笑什么，令人局促。局长又大声鼓励我：“听说你古典文学好，对搞戏有用。目前要提倡现代戏，要下去生活，下去好好地锻炼！”到干校了才醒悟：1964年，我未曾分配，就被套上“吴云贞”的名字，已经臭名远扬了！
因为感激党组织的信任，因为真心要改造思想，也因为想要洗清众多人的误解，让自己有个较大的改观，所以，劳动起来我很拼命，尽快使自己思想上工农化，生活上能靠劳动自食其力。五七干校，以“五七指示”为指针，走“抗大”道路，没指望回武汉；单位已成了连队的一个排，也没指望回城市。因而还有一个很实际、生存最底线的想法：长期不能回武汉，两地分居，一旦有了危机，自己能带一个孩子过下去，在干校当一辈子农工。因而我很下力气，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学会了所有的劳动技能：剽学了浸种；趸秧是把好手；选到插秧机上喂秧，一天插五十亩；收割时，割、挑、碾、晒、扬、风（风车），直到装麻袋，都学得很像样；做棉种营养钵也很专业；懂点化学，给植保员当了助手，背着喷雾器打药，一天走下来脚肿脸肿；学会了种前测地温、施肥、移栽、打药、掐顶打叶、收晒的棉田管理；上播种机播麦籽；使扦担尖挑麦捆垛上拖拉机；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参加麦子脱粒的最后工序；种过菜，收获茄子、辣椒、西红柿，还种过西瓜；大面积种花生，凌晨四点开始薅草荒至日落；还学会了自己不曾想到的本领——在庄稼地里打蛇，我打死了十二条蛇……干校两年半我是二十八到三十岁，人憔悴得像四十七八岁，拍的集体照，连我都不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