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玫瑰门
作者：铁 凝
已经年逾六十的司猗纹，一向注意自己的容貌。她认为一个人的仪容并不在于是否有件时髦衣服，而在于你有一张永远容光焕发的脸。为了这张脸，运动之前司猗纹一直采用一种蔬菜敷面法使自己的面部皮肤得到保养，那方法是任何化妆品都无可比拟的。晚上，她精心将黄瓜、胡萝卜或者土豆切成薄片，一片挨一片地将它们敷在脸上，然后静心仰卧二十分钟，让皮肤充分吸收蔬菜里的各种维生素。那方法是从前住东城时，东单广场一个摆摊卖香皂的白俄老女人告诉她的。当时很少有人了解这种原始美容术，司猗纹却从中获得了好处。
在从前的那些静静的夏夜里，每当她将那些薄片贴敷脸上，便安静地躺在院里的躺椅上跟姑爸聊东南西北。不知为什么，一旦那些薄片贴上脸面，她们谈话的内容就特别多：从尚小云又换了跟包，到丁妈和虽城的清真卤煮鸡；从西太后为什么派太监到后门桥买煎灌肠，到唐槐秋的旅行剧团又吸收了王人美……无所不谈。姑爸只是哼哼哈哈地“捧哏”，而庄晨、庄坦就在她们身边披着夹被学演文明戏。
直到万不得已了，司猗纹的敷面法才被迫中断。但她对容貌的保养还是不愿忽视。当她告诫眉眉只能用五分钱一盒的蛤蜊油擦脸时，她却仍然留意着市场上尚未被当做四旧破掉的那些化妆品。即使一瓶最大众化的“友谊”雪花膏，一盒男女均用的“雅霜”，也总比那美其名曰“蛤蜊油”、实际为白凡士林擦脸要舒服一些。
每天早晨，司猗纹用这些东西在脸上轻揉着，她搽得适量搽得均匀，尽量不让人看出她在脸上的用心。惟一令她遗憾的是她的眉毛，这两条在娘胎里就发育不全的标记伴随了司猗纹多半生，使她不得不借助于眉笔的涂抹。
眉眉从来就不愿看见婆婆那两条经过描画的细眉，她觉得最使婆婆有着旧社会痕迹的莫过于那两条假眉了。从小她就是把那些地主婆、姨太太们和假眉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她对“臭美洋媳妇”的概念便是基于她们那一脸怪粉和两条又弯又细的假眉，而“洋媳妇”又是她对一切坏女人的一种混合看法。开始她不知假眉是拿什么画上去的，直到她第一次来婆婆家她还以为眉笔是铅笔。后来她发现每天早晨婆婆坐在梳妆台前用这种笔描眉，她才知道眉笔的用途。婆婆不在时她仔细观察眉笔，它比铅笔柔软，还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她不满意它的存在，每逢婆婆领她上街她都尽量和婆婆拉开距离，那时婆婆在前边常常责怪她行动的迟缓。
下午，婆婆穿好衣服，用眉笔在脸上描画一阵，拿起挑好的报纸和语录就坐在桌前等待罗大妈的招呼了。眉眉觉得今天婆婆除了那两条眉毛之外，打扮得都很得体，她常常觉得那两条眉毛定会给婆婆带来厄运。
罗大妈站在院里招呼司猗纹了。
过去罗大妈有事找司猗纹，一向是有什么事说什么事，从未招呼过她的名字。也许她不知怎么称呼她，她既不能像一个家庭妇女招呼另一个家庭妇女那样把对方化作第三人称称为“他大婶”“她大妈”；她又不能像称一个国家干部那样称她为“司同志”；她更不能像称呼同窗、战友、朋友那样直呼她“猗纹”。其次如“弟妹”、“大妹子”更不贴切，因此她只好免去一切称谓，有话直说。今天，罗主任站在院里却开天辟地地喊了一声“司老师”。
“司老师，该走咧！”罗大妈说。
从前不是没有人称司猗纹为老师，后来她虽然从那个位置上跌荡了下来，但那个称呼还时隐时现着。在司猗纹的记忆里，越是具身份的人越是称她为司老师，如达先生。德国老太太也怪声怪调地这样称呼过她。但如今不再有人这样称呼她了，罗大妈这一声呼唤才使司猗纹一激灵。她慌忙从桌前站起，步态敏捷地迎了出去。
“您瞧，倒让您叫我了。”司猗纹笑着，显出受宠若惊。其实她是在想：难道我能去叫你吗？我知道你在家正动什么心思？
“咳，学习的事，谁唤谁一声还不都一样。”罗大妈说着，和司猗纹一前一后地出了门。
在居委会，罗大妈没有郑重其事地把司猗纹介绍给谁，也没再称呼她为司老师，当着众人罗大妈甚至还对司猗纹显出几分漫不经心。她先说了几件街道上的零星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一阵，然后才宣布读报的正式开始。司猗纹展开了报纸。
人们对于司猗纹的出现，看来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也许街道上早已做了布置。她们只是以好奇的眼光打量她，似乎在说，看看吧，谁知这报上的字从这个女人嘴里念出来是个什么调儿。显然交家具那天她们大都听过她的讲演，但听一个这么大岁数的女人读报，对她们来说毕竟是件新鲜事。
司猗纹读报，没有忘记先把报纸右上角的最高指示郑重其事地宣读一遍。那段最高指示每天一换，它关系着全报当天的方向。司猗纹郑重地念完最高指示，又流利地念完一篇头版头条上的文字。那文章是报道一个地方夺权的事，说那个地方一个叫“工造司”的造反组织已经从那里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全面彻底”地夺了权。文章还说现在就是要夺权，夺权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最后还引用了领袖的原话说，“革命力量起来了，全国就有希望。”
司猗纹读完报，接着是讨论。人们对那内容表现着应有的义愤和应有的高兴，说这权就得夺，党、政、财、文大权不能成年间把在一小撮走资派手里，那些走资派当官的看来神气活现，其实什么事都干，还不如咱老百姓干净。有人说有个省的书记到一个地方休养，每次偷一条毛毯，临走时他老婆连厨房里的黄花木耳虾皮都倒光了，这种人掌权就是资产阶级掌权。
还有人说偷毛毯算什么，一条毛毯满打满算也不过几十块钱。她知道一个领导干部有五辆汽车，红黄蓝白黑。这红黄蓝白黑是有用意的，那是满洲国旗，不信你想想。这五辆车一坐多少年生是没人注意。这不就是老虎在你身边睡觉？
还有人说，有个当官的在老家盖房子用琉璃瓦，这东西在从前只有皇帝才能用，这不是复辟的野心是什么？
又有人列举了一些走资派们的荒唐来证实这夺权的必要。但这些道听途说越来越离奇越来越离题万里，连走资派吃鱼舌头人脑子都提到了。最后还是由罗大妈拨正学习态度，再由司猗纹念了一段关于中国援助一个像明灯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修建纺织厂的事，学习会才宣告结束。
散会后，这些基本成员并不急于马上离去，她们纷纷使着眼色，似乎在等待一个什么时刻。司猗纹感觉到那眼色，便向罗大妈告辞，出了居委会。
司猗纹的眼力是大有必要的。原来居委会的这些基本群众和骨干真的在等待一个时刻，近来上边不时给街道分发一些贫农票，那票只发给经过验证的三代贫农。凭了贫农票可到指定地点去买抄家物资，那价钱便宜得如同象征性收费。有时两块钱能买一张三人大沙发，十几块钱可买一张全新席梦思大床，二十块钱便能买回一套明式硬木家具了。至于那些低档的桌椅衣柜之类，也就值几根冰棍。然而人们还是为这种票证的价值纠纷着，为了平息这不必要的纠纷，居委会又实行抓阄的办法，却也终未使那攀比、摩擦终止。后来那攀比和摩擦的平息却是靠了一些传说。原来持贫农票者运气的好坏并不在于你所得物资的固有价值，有时在那看来寒酸的东西内部却潜藏着你万万料想不到的可观的意外收获。这意外的收获能把你惊得目瞪口呆：一只普通枕头里就可塞满上百双正在时髦着的尼龙袜；北城有个聪明人巧妙地撬开一个床头柜的夹层柜门，柜门里竟夹挂着几十块瑞士表：全新的大英格、欧米加……衣柜夹层里塞首饰，沙发靠垫里塞尼龙裤衩，最使全城贫农兴奋的是东城某人偶尔捡起一张被人扔掉的贫农票，凭它花四块钱买回一个旧席梦思床垫，回家拆开一看原来里边码满了十元一沓的人民币。那人被传得连胡同门牌号码姓名全有，于是那些不胫而走的使人兴奋的消息终于不再为那票证本身的价值而计较。她们只需从她们主任手中押宝似的抓了阄，再由她们的男人奓上平板三轮去那个指定地点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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