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短长书
作者：靳 敏等
据我所知，像辛稼轩的这类慨叹，不仅在年纪渐长的人那里都会得到认同，即便在青年学生和“少年”人那里也很受青睐，原因就在于辛弃疾在这首词里，将“少年”（过去）和“而今”（老来）链接起来，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致使人生的稚嫩之际的轻和成熟之后的沉痛同时展现了出来。而最引人入胜的还在于，在读这首小词之后，人们总会自动地将辛弃疾作品中另外一些“镜像”再作链接，诸如他年轻时的“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之气概、中年时“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的悲痛，以及老年时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的无奈。文学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天生就有一种表现欲，这种表现欲不实现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嘴里叫着“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实际上在“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后，却是一大堆的愤懑和怨尤，这时的“休”，只不过是在用“无声”暗示着曾经轰鸣的“有声”而已。
真正的“人情练达”者，绝不会像辛弃疾那样“不通世故”，他们在难以说好、又不愿意说坏的时候，也有他们的格言，这就是著名的“今天天气哈哈哈”。
对于这句名言，张爱玲曾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话说多了怕露出破绽，一直说着‘今天天气哈哈哈’，这‘哈哈哈’的部分实在是颇为吃力的；为了要避免交换思想，所以要造出各种谈话的替代品，例如‘手谈’。跳舞是‘脚谈’……因为比较基本，是最无妨的两性接触。但是里面艺术的成分，如果有的话，只是反面的……”（《谈跳舞》）
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天气哈哈哈”在中国是最为“人情练达”的，可人们都像张爱玲一样，将它视为反面的艺术。至于与文学和写作的关系，鲁迅的话就更精彩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看书琐记》）
看了鲁迅以上的话，我直想把“人情练达即文章”改为“人情练达无文章”。也许我们的许多写作理论家不会赞同，那我不求苟同，惟一的期望是，恳求他们不要将鲁迅先生这段话里的“文学”二字换成“写作”。
“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的来历是什么呢？
写作理论家们所谓“常听人说”的这句格言，实际上出自文学巨著《红楼梦》中。曹雪芹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精心设计了贾宝玉到侄媳妇秦可卿那里游玩、入梦的场景。这句“常听人说”的话，首次是以对联的形式出现在宝玉和众人眼中的：
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
原来这两句话是贾宝玉深恶痛绝的东西，在他的心目中属于“混账言语”！我在给大学生讲写作时，曾问：“你们以为这个对联最能代表谁的观点？”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贾政！”“那在《红楼梦》里，谁算得上最为‘人情练达’呢？”“薛宝钗……不，王熙凤、王熙凤！”“按理说，王熙凤该是最会写文章的人了？”满屋子爆笑。
其实，最早把“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作为警语格言，正面使用到著作里的，并不是我们的写作理论家，而是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在他著名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十八章《封建社会的末期》里，在介绍金圣叹批《西厢》、评《水浒》时，就曾这样评论过：
所谓“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就是说一位作家要经过长期的学习、体会和探索，才能通达人情物理。真能通达人情物理，就能写出不同人物面貌，说出不同人的声口，各得其妙，真切感人。施耐庵、王实甫都能格物而物格，所以才能写水浒和西厢一类不朽的作品。《红楼梦》中有一副对联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正好放在这里做注释。洞明世事、练达人情，是作家必要的本领。……他对于小说戏曲的论述，能深一层地分析其艺术特点，能阐明水浒、西厢的价值，在善于观察事物、使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塑造人物的形象，描绘人物的性格……
刘大杰先生不是红学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对《红楼梦》“事事洞明”。但有一点是要指出的，金圣叹绝不是一个“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他从将自己姓张名采改为金圣叹，到晚年哭庙、抗税而被清廷斩杀，行为乖戾之事数不胜数，用钱基博的话说，金圣叹的特征就是“放诞灭裂以自命才子”（钱氏：《中国文学史》第六编第一章），临死之前遗言竟是“白豆煮狗肉有豆腐干的美味”。这种行为，何谓“人情练达”？
细细品味，原来刘大杰先生引用这个对联，是在称赞作为批评家的金圣叹本领高超，能够因洞明世事而能解透《西厢》、《水浒》中的物事人情。可是刘先生误说成了“是作家的必要本领”，于是我们的写作理论家们也就信以为真了。
好在这是个以隔靴搔痒姿势美否、成不成体系来评价“学问”的时代，简单的“常听人说”四个字，将本意不一的曹雪芹、刘大杰都遮掩了，但愿我们的写作课教师都能看得明白，对“常听人说”的格言稍微动一下脑子。
最后，我重申：如果这个对联非要用不可，那应改为：“世事洞明有学问，人情练达无文章。”
扬州：选择与遗忘
李立玮
扬州，有过繁华的一面，在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的诗句里；有过奢靡的一面，在杜牧“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的诗句里；有过狂放的一面，在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的词句里。一千多年过去，这座“淮左名都”又是新一番的升平场面。瘦西湖里，当真修建起了一座“二十四桥”，桥头的石刻上，记述着桥的栏杆数量以及各处的尺寸，都暗合于“二十四”的章法，想来月明之夜、玉人吹箫的排场还在扬州人的怀念之中。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早些的记载可见于五世纪刘宋时期的文人鲍照。鲍照在他的名文《芜城赋》当中，追想汉代以来的扬州（旧称广陵，治所和今天稍有不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歌吹沸天。然而，鲍照当时眼中真实的扬州则是一片废墟，刚刚经历过竟陵王刘诞与宋孝武帝长达七十天的战争，成为一座荒城，而刘宋王朝也正一步步向覆灭的悬崖走去。
城市的生命力总是难以想像的旺盛，及至隋朝开国之后，扬州再次繁荣起来，隋炀帝在扬州营造的迷楼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能够与秦始皇的阿房宫和宋徽宗的艮岳并称的巨型离宫建筑群，富甲天下的扬州是隋炀帝这位荒淫的君王最为钟爱的城市，大运河上锦帆千尺，琼花观里琼花万朵，直非人间景象。但奢华的背后往往埋藏着祸根，隋炀帝也正是在这里被亲密的禁军统领宇文化及缢杀，尸体被葬在城北十里风景如画的雷塘，隋王朝于是土崩瓦解。
朝代更迭，扬州在唐代再度复苏，与广州、泉州并列为三大港口城市，风气开化，醇酒香暖，正是杜牧笔下的扬州胜景，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诗句更是唐代扬州的最佳写照。但好景依然不长，到了黄巢起义之后，混战连绵，战火也波及扬州，一座美丽的城市再次沦为人间地狱：孙儒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历数对手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而他自己，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竟然纵起大火，把偌大扬州城烧为瓦砾，更有甚者，率军驱赶扬州的青壮男子与女子渡江，老弱者则被屠杀以充军粮，人相食的惨剧就在中国大地上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地上演着。
朝代再次更迭，宋代的扬州刚刚有了新的复苏，却在一一二九年和一一六一年两次被金兵攻破，使词人姜白石留下了“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黍离之悲，一阕《扬州慢》千古传为名篇。而无人怀疑的是，扬州城还会如以往一般再次繁华起来。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最近的历史当属清代乾嘉年间，那个时候，扬州因为变成了一座盐商的城市而空前地富庶起来，城市风情，沈复曾在《浮生六记》当中不惜笔墨地做过绚烂的描绘。那时的扬州百姓，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把家乡城郭经营得远盛于唐人诗句中的灿烂。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扬州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出现却也带给了人们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时间再向前追溯一百余年，一六四五年五月（按清历是顺治二年，按南明历则是弘光年初）的一段插曲，也许被扬州人过快地忘记了。
那是晚明时节，崇祯朝刚刚结束，确切地说，是南明弘光年间，史可法作为明政府硕果仅存的栋梁之才正在督师扬州，准备迎战多铎的军队。依照《世祖实录》的记载，一六四五年五月十三日，多铎的军队开到扬州城下，试图招降史可法一众官员，遭到拒绝，于五月二十日攻克扬州城。这段记载过于简略，但也足够让人吃惊，因为从五月十三日兵临城下到五月二十日破城而入，仅仅用了七天的时间！在一切有关史可法驻守扬州的记载中，守城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大张旗鼓并且慷慨感人的，所有的动作都在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会是一场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保卫战，但是，仅仅七天时间，扬州城便即告破，而且，这七天之中，真正的守城战其实只发生了一天。之后，清军攻入城内，在十天的时间里几乎屠尽了这个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繁华之所。这一段惨剧，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的扬州守卫战和随之而来的“扬州十日”为后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所涉及的层面已经远不止于扬州一座城池。首先是，扬州的攻城者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守城者又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在通常概而述之的历史记载里，攻打扬州的是豫王多铎所统率的清军，而事实上，仅仅在多铎向扬州进军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汉人军队前来投靠，降军总兵力接近十四万，若加上之前投靠多铎的汉人军队，这个数字则更惊人地接近了二十四万，远远超过了清军的数量总和。这其中，有些军队本应是响应史可法的招募而驻守在扬州前线的。在全国的大背景下，投降清军并为清军在自己祖国的版图上攻城略地、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绝对不在少数，扬州之战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多铎攻入扬州之后，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屠杀与洗劫，当时一位名叫杨秀楚的扬州文人亲身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幕，作为幸存者，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扬州十日记》的文章，并且郑重告知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那些耳闻的东西虽然或许同样真实，但不在他的记述之内。根据杨秀楚的说法，史可法的扬州守军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在各处民宅里居住，杨的家里就住进了两名士兵，这些军人毫无军纪可言，对百姓敲诈勒索、祸害践踏。杨秀楚和邻居们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宴请这些士兵的头目，一位姓杨的将军。杨将军对杨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做出了相应的回报，对部下做了一定的约束。这位杨将军看来还具备一些艺术修养，对音乐相当在行，会弹琵琶，他在酒席宴上对杨秀楚等人表示，希望能为他找来当地名妓，也好在军务之余弹唱作乐。
杨秀楚的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三种人的面孔：一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明军，他们以勒索百姓为能事，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发财和耀武扬威的机会；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军官，他们的文化素养完全应用在一些“高级娱乐”当中，他们和他们的部下在道德准则与行为操守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们腐败得“更有品位”；三是以杨秀楚本人为代表的文人士绅阶层与平民百姓，他们操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危存亡，而是试图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钱买个平安。于是，史可法一腔热血、誓死守卫的扬州城理所当然地被多铎军队在一日之内便即攻破。扬州的例子同样也解释了清军为何能在中原版图上如此地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当时的百姓是但求平安的，在城破之后，杨秀楚从窗子的缝隙里偷望到清军军容严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时候，他的心终于暂时地安定下来，觉得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应该不会对老百姓有所不利。杨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刹那担心的是，新入城的军队是否和明朝的守卫部队一样可恶，或者比他们更要歹毒？当杨秀楚一看到清军严明的军纪时，他那颗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谁来统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不要骚扰百姓的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