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短长书
作者：靳 敏等
作为通才，张先生通史之外又专攻宋史、科技史、人口史等，他还非常明确：要从哲学上得“超放之博观”和“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上“冀明人事之理法”，于是他兼考据和义理、汉学与宋学，既能有“理解的深入”，又能有“同情的洞察”；在他的视野中，不独古今，而且还有了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之类矣。足见他怀抱之广、之深。《文集》中他的友人说他专心治学，绝不旁骛，甚至从不看电影、小说等等，这和我的印象不符，譬如他曾正面评价鲁迅，他在《读南腔北调集》中曾云：“周先生为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是“那种见着光明峻美敢于尽情赞叹，见着丑恶黑暗敢于尽情诅咒的人，是那种堂堂赳赳、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这不仅说明他不囿于清华学人的“圈子意识”，而且是博览广大的。
正如钱穆先生所云：张荫麟“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已”。张先生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政治年代里，他和许多青年一样有着一腔热血，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如“五卅”，清华学生会在邵飘萍《京报》上办《上海惨剧特刊》，领衔的就是张先生和马寅初、王造时、顾颉刚等几位。再如“一二·九”之际，张先生已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科硕士归国并在母校任教，他不能袖手旁观，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宣言(即上海的鲁迅查看再三、遗憾没有周作人签名的那份宣言)、写文章，这就和他的老师吴宓不同，所以吴在日记中说：“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吴先生这个评语是有欠公正的(所以后来张、吴合办《学衡》，尽管也略有芥蒂，吴先生却看出张荫麟是“一不通世故之书生”，基于此，对他也就“向爱重之，常谋所以匡助护持之者”，也就是师生共同捍守中国文化传统的美意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不能不问政治的岁月里，应该是出入道、学两域的，书生论政，是执行他的天职，即使是张先生的名作《中国史纲》，这样一部学术性和教科书的著作，也“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贺麟)，而在张先生短暂的生命中，我们曾经忽略了他不少的政论文章，如王芸生先生回忆，他曾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等上发表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论非法捕捉学生》、《论修明政治的途径》等，有些甚至是让主持北方舆论的王先生因其“语旨切直”，为之“踌躇再四”才予以发表的。在中国知识分子大分化的抗战中间，张先生是转而信服了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的，那时有许多人做出了这同样的选择，当然也有张先生挚好闻一多、吴晗选择了左倾，王芸生遂慨然“抗战以来，随着物价的高涨，最感受生活压迫的是读书人，再加僻居学府，忧国情殷，未能尽悉国事内情，迷惘于政治表象，故往往于艰苦生活中又笼罩上一层抑郁的情怀，他们就不免于憔悴了”，而张先生竟“憔悴”以死矣。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这是陈寅恪先生在张荫麟病逝后写的悼诗。九儒十丐，千古伤心，在一个失去社会常态和人心定力的动荡岁月，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五斗米就可以让读书人不仅折腰而且殒躯呢，何况死去的张荫麟还堪称是天才！正是“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朱自清：《挽张素痴》)、“才命难兼济，彭殇岂自由”(施蛰存挽诗)。他的死引发了“气类惜惺惺”(钱钟书：《伤张荫麟》)，于是陈寅恪先生痛心张荫麟不能等闲看世变幻相，不禁掷笔长叹，所谓感同身受，徒唤奈何！张先生死在浙江大学西迁的贵州，正是不得其时而死，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鱼烂年代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悲怆的哀号。
记得十余年前，一次偶然从同人处见到一本老浙大遗存下来的旧书，是一本史学理论书籍，似乎还是老“商务”所出，信手浏览，竟从书脊上的借书袋里落下一张借书卡，上面居然是张先生的签字。岁月倥偬，那本书也只有张先生一人签名而已，记得当时不胜唏嘘，后来朦胧忆来，不禁怅想：这张先生的书卡不是可以作为我浙大的“文物”来看示吗？由张先生的签名，不由又想起他在抗日战争一九四二年的深秋，在遵义的贫困潦倒，也正合了当时久欲来浙大任教的吴宓先生所感慨：“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学衡派”的梅光迪(浙大文学院院长)、黄翼(心理学家)，甚至竺可桢校长的爱妻和爱子不是都死在了西迁路上了么！
张荫麟先生死了，他还有许多尚未完稿的著作，对中国史学界来说，那是何等的损失！这位被视为中国历史学“梁任公第二”的三十六岁的天才学人，抱憾离开了人世，他是因过于用功复饱受疾病折磨和精神痛苦之后撒手人寰的。“文章憎命达”，这不独诗人，也关乎史家，其实，当人们说张荫麟是“天才”时，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不祥的信息：从来天才就是命畸的。《吴宓日记》中记有张先生“抑郁烦躁”的原因，那是促其命短的一个因素，在这本《文集》中通过他挚友的记述，我们更可以了然那“情殇”的底里：原来岭南学问，素有伦氏、容氏二世家，前者如藏书家的伦明先生；张先生与伦氏家族的伦慧珠女士终成眷属，不料人间的俗事并不是“天才”或“书呆子”可以谙通的，谢幼伟先生说：天才嘛，“他可以疯狂地爱上一个女人，当他爱她时，他是把她过分的理想化，过分的提高她的地位，提高到常人以上的地位”，然后……(为免片面，或不取男权话语，姑不转述)，总之由爱而恨，劳燕分飞，这已经是一痛，张先生又与容氏家族的容琬女士相恋，却没有一个结果，有此“二痛”，就做成了他的生活悲剧。
今天缅想其人，想他从十八岁起问难梁任公，一生广涉中西学问，立意“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从而建构其宏大的史学观；不想苍天无情，于是熊十力先生祈以“使天假之年，纵斯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乎”？钱穆先生推崇以“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以及陈寅恪先生等等之热望，尽付东流矣。
总之，张先生已不再，我们只有“纪念”中的张先生了！
慎重对待身体
魏天真
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人埃莱娜·西苏创作了一出戏剧叫《西哈努克亲王忧患而失败的柬埔寨故事》。她是身体写作的倡导者，在其有关女性写作的论文之一《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里，她谈到这个剧本，谈她如何被那遥远的国度里的人民“完全占据”。仅就剧名看来，它似乎与我们所想像的身体写作毫无瓜葛。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些备受关注、争议的文学现象往往被冠以“身体写作”之名，如此称名的理由又常常归结为文本中身体的裸露或者性的活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女性先锋小说到世纪之交的美女写作，再到眼下的情色读物，以及所谓“下半身”诗人团体，莫不如此。考虑到本土女性文学研究，都将身体写作与西苏和伊利格瑞关于女性写作的理论主张相联系，这其中的粘连和差异是值得探讨的。
身体写作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说，“整个写作史几乎都同理性的历史混淆不清”，贯穿其中的“是那同一种自我爱慕、自我刺激、自鸣得意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因此应该开创一种全新的写作，它出自妇女之手并且面向妇女，首要任务是使女性回到自己的身体，因为女性的身体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写作史上不属于她自己，而是被剥夺了，是“供陈列的神秘怪异或死亡的陌生形象”，女性只有在拥有自己的身体之后，才能“学会讲话”并“夺取讲话的机会”。回到身体是为了唤醒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这只是一个方面；女性写作需要身体，还在于它自身的实体性，“每个人的身体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施放其无限的、变化的全部的欲望，而不按照任何模式或标准”，“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存是不能阐述的，它必须去感觉，它必须使自身被感觉到”。可见，身体在女性写作中具有多重性，写作者既要正视身体本身，正视女性自我的感觉、激情和潜能，还要在此基础上重建对世界的认知，使世界正视女性的存在。因此，在真正的身体写作中，“身体”与“世界”必定是紧密关联的，“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她是一切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必须高瞻远瞩，而不限于一拳一脚的相互交锋”。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从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的时候（《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西苏再次强调了身体写作，她说：“我以躯体写作。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Jouissance）一无所知。我无法去写一个没有躯体，没有快感的男人。”但她又解释了自己何以在戏剧写作中塑造男性形象：因为在性快感的范畴之外，男性和女性是以相同的心灵感受世界，而心灵是没有性别的，“这并不意味着戏剧中的人物们都是些腰以下残缺的造物”。西苏在这里以更具体的方式重申了上面的道理，一方面，写作活动中的身体——有快感的、觉醒的机体——使得女性主体能够摆脱男性中心的话语的控制，并且享受、陶醉于这个充满“狂喜”（类似于性的巅峰体验的愉悦感，即Jouissance）的文本建构，也是女性的自我建构过程；另一方面，性在身体中不是全部，“狂喜”也不只存在于感官体验之中，相反，性只是在激发主体的心灵和激情的时候，在重新发现历史、颠覆父权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意义。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与真正的身体写作要旨相去多么遥远：美女作家们的“身体”，已然脱离了具体语境，她们只是按照这一孤立能指所引发的习惯想像，制造着迎合人的窥视欲的躯体。因此，在这类“身体写作”文本中，除了身体的外观、行止符合并刺激着流行趣味，除了在讲述当下时所显示的生活事件本身的新异，此外其实并没有什么赶得上封建时代男性文人杜撰的市井和肉欲小说。而“下半身写作”，更是干脆将所谓“腰以下残缺的造物”变成了只剩“腰以下生存”的造物。差别还可以通过这个对比来显示：当年，另一位身体写作的倡导者露丝·伊利格瑞在发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之后，被拉康所领导的精神分析团体逐出门外，原因是她的思想太激进，政治意味太浓厚；今天呢，写出的身体和身体写手们都受到市场的拥戴，成了消费者目光飨享的盛宴。这情形让人联想到波伏瓦曾经说过的话：“妇女事业却被支持女人的无能之辈搞得有点声名狼藉。”她是指十九世纪法国女性主义运动兴起时的状况，当时，以女性自由解放之名行个人追名逐利之实，看似离经叛道实则与陈规陋俗、腐败之风沆瀣一气的现象也很常见，包括文学创作中的情色泛滥。我们今天的情景何其相似！也许，无论本土女性文学引不引进“身体写作”这个概念，都不会影响美女作家的弄潮风光。但是，当诸多颓靡滥情之作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身体写作的名义邀宠于市场时，不免令人沮丧：女性主义好比一片广袤大地，气象万千迷障重重，身体写作就是先驱者在探索旅途中插上的路标之一。可是，进入本土语境之后又被利欲操控的身体写作，就好比一块挪位的路标——人们把这块路标掮回了家，变成了值钱的古董。既已物化，就无论是谁都可以占有，于是身体写作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男人的拿手好戏——当美女作家浪潮汹涌的时候，美男作家如箭在弦上也不值得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