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短长书
作者：靳 敏等
这样在横向传播的过程中，《三国演义》就出现了韩国和日本两个翻版。其中的微妙之处从三个国家最尊敬的小说人物中可见一斑。如果没有错的话，中国人喜欢诸葛亮的人比较多；而韩国较为尊敬刘备和关羽，其中关羽更升格为武神；相反，日本人普遍倾向于曹操。这与三国本身的文化特征有关，中国重“义”，韩国喜“仁”（韩国人认为孔子所指的东方“仁”之国指的是韩国），而日本崇“礼”，并可以对应法家的“法”、“势”和“术”三家。中国人对《三国演义》的开篇都熟记在心，朗朗上口，“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就必分”，体现出中国人一种全局性，而非解析性的思维方式，重视事物的基本原则，而对具体的人物不是太关注。对人物的偏爱也选择掌握大局的诸葛孔明，明义而不深究。相比之下，韩国和日本更为关注其中的具体人物形象。
韩国是以萨满教为典型特征的公众参与文化。巫堂在做“术（Gut）”时需要巫堂、请受者、神等所有参与者的共同行动，只有在共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之后，大家还会一起将做术时的食物一起吃完，称为“共同食事”。这无不表现出一种大众性的特征，是韩民族的凝聚力之一。刘备胸怀宽广，有领袖魅力，是仁之典型；关羽以德服人，以仁待人，是其中最完美的人物之一。由于萨满教的多神信仰特征，关羽也成为其中一个神而得到侍奉。
日本则是一种精英文化，对大众要具有一定的支配力的人才可以做领袖。曹操善于用人，又公私分明，善于用术，是领导人的最佳人选。这当然符合日本人的心理认可。而且《三国志》中反映的勾心斗角、应对危机的策略在曹操的身上最为集中，是日本人在狭小的国土上互相竞争，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与大国相拼的最合适的模仿对象。可见，即使在内容相似、人物相同的情况下，三个国家的读者在心理上对《三国志》进行了自己的再创造，也无怪乎译者的海阔天空了。到现在为止在韩国最为流行的版本并非最忠实原著进行翻译的著作，而是由译者加入自己的历史观念进行意译的作品。《三国志》是韩国人对《三国演义》的演绎，也是日本人对此的理解。此三国非彼三国，是继上述横向传播之后，在韩国以及日本的纵向传播。
实际上，中国人太熟悉《三国演义》了，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现代的中国人反而无法在其中感受到新鲜的东西。即使是名为“华容道”的玩具也不是近世之物了。纵向传播在中国表现的并不明显。对三国志传播的最为活跃的是日本，对三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现代演义。紧随其后的是韩国。如果按照年轻人的认知方式来排列，网络游戏应该当仁不让的排在首位。这样的形式已经绝不能算是文学了，但其普及程度又如同原来文学对大众的影响力。
实际上，网络游戏不仅担当了纵向传播的角色，而且还是反传播的媒介。在经过现代加工之后，《三国演义》以网络游戏的形式再回到中国。由于小说的本源性，这种文化传播自然很容易在中国找到落脚地。经过加工的小说改头换面以更广义的文化形式回流到中国，不仅具有原文化型，并加上韩国自身特有的文化特性，让人分不清到底是中国的“汉风”，还是韩国的“韩流”。在这样的反传播氛围中，中国也在悄悄的变化。在中国的新浪或者搜狐上以“三国”这个关键词搜索，得到的也多是与网络游戏有关的网址，真正严肃的文学评论或者文化考察的网址寥寥无几。可见现在的“三国”在中国年轻人心目中会是什么样的面目。或者说，中国年轻人接触《三国演义》的方式已经与以前大相径庭了。
《三国志》在韩国广泛传播，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书，其影响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畴，构成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对《三国志》的认识不应仅仅停留在静态，而应考虑到其动态特征。日本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参与者，不仅是韩国，而且连原创的中国也不能避免其反传播的影响。这样的一个文学跨地区转移现象是不能忽视的。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文化被创造出来。
记得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次播放有关“哈韩”主题的节目，其中一个嘉宾的说法尤其引人注目，他说：“现在连《三国演义》、《三国志》都是日本版的，将来孩子们会觉得那个《三国演义》是日本人的事，不是中国的事了。多恐怖啊！”是的，每个民族、国家都有保护自己文化财产的义务，但是没有阻止其他民族、国家创造新文化的权力。实际上，保护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让年轻人喜闻乐见。但是，在这个逐渐融合的历史过程中，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是文化的保护者，又都是创造者。如果是经典，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但此三国已非彼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