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短长书
作者：靳 敏等
在杨秀楚的记载里，清军固然可憎，可是，更让人觉得恼火与心情复杂的却是扬州本地的一些汉人。清军刚开始进行洗劫的时候，虽然挨家挨户要钱，但只要得到一些财物也就无事离去，有时候恫吓一下，却并不真的伤人。但没过多久，局面就开始混乱，有人交出了大批财物还是被杀，原来是扬州本地人充当了清军的向导。汉奸的嘴脸是可以想见的，正是他们教授了清军该如何“有效地”劫掠财物，自然也会在表忠心的同时为自己适当地分一杯羹。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杀人、掳掠、强奸的惨剧。街道上堆积着尸体，素以美貌闻名的扬州女子纷纷以身体换求性命，并成队地被押送至苦寒的东北地区，成为清军足堪炫耀的战利品。其中别样的情景是，当杨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处大宅的时候，他看到一名扬州女人衣着光鲜地在清军面前挑选被掳掠来的衣物，一副欣然自得的样子。每看到值钱的物品，她就向清军曲意逢迎，媚态乞取。杨秀楚听清军士兵后来曾对人说：“我们当年征服高丽的时候，曾掳掠高丽妇女数万人回满洲，其受尽屈辱而无一人投敌变节，何以堂堂中国，竟然无耻至此？”杨秀楚感慨万千，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大乱的原因。那一天里，杨秀楚还看到其他被掳来的女子被勒令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女子们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痛不欲生，而后被当地的制衣女人量体换上新衣，给清军佐酒淫乐。
在屠城结束的时候，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总共死亡人数有八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更有无数的女子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要严酷的命运。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但是，杨秀楚的记述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的劫难不能完全归罪于清军。抛开上文提到的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做劫掠向导的事情不谈，多铎在五月二十五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的人则一点米也拿不到。在这个时候，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可悲的场面上演了：清军虽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残酷的劫掠仍在继续，一家宅院每天要经受数十人的趁火打劫，杀人、强奸的事情与前无异。这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清军、是明朝的败军还是乱民。从常理推断，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败军和乱民而非军纪严明的多铎部队，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在刚刚喘息稍定的时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现。
在《扬州十日记》里，还有一段内容是发人深省的：当清军刚刚进城的时候，杨秀楚的邻居们找杨来一起商议，准备一起设案焚香，恭迎清军到来。这样的举措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古史当中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些记载，如果我们相信那些资料的真实性，那么，文王和武王的军队是被各地的人民翘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着他们的仁义之师能够尽快到来，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并且取而代之。孟子曾经很生动地讲说过这一则百姓如盼甘霖的历史。我们无法确定孟子的话是否有所敷衍和夸大，毕竟他是要以这则史实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长期以来把这句名言简化为“民贵君轻”，而忽略了中间的“社稷次之”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当然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们陈述了一则重要的思想：“社稷”是要摆在“民”的后面的，也可以理解为：人民的利益应是摆在第一位的。无疑，杨秀楚及其邻人设案焚香的举动是彻底的汉奸行为，应该被大加鞭挞。因为面对侵略者，应该全力去做反抗，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晚明时，民意往往并非如此。
对杨秀楚等人而言，在决定是否设案焚香的时刻，新的统治者是残暴还是宽和，他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毕竟，明政府的腐败已经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一个新的统治者虽然未必会是好的统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来的腐败政权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就经验来看，虽然清军在攻城略地的时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残暴，但是，同时代的明军与一部分农民起义军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比清军好上多少，大家也就未必要为晚明政府那样一个统治集团尽忠。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我们不妨看看就在与“扬州十日”近似的历史时段里，明政府与大顺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于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南京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臭名昭著的奸臣马士英的策划下，正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地区成了对福王的迎銮之地，最终，这位从洛阳出逃的年轻的福王在权奸与军队的支持下继承大统，改元弘光。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位弘光皇帝具备了几乎所有的人性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通通发扬到了极致。好色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他那规模浩大的江南选秀活动让百姓怨声载道，而蹂躏少女致死的事实又充分暴露了他残忍无度的一面。
弘光朝的军队，主要是“四镇”藩将。其一刘泽清，最为著名，他曾是山东的明军统帅，外表温文尔雅，有儒将之风，在抗拒中央号令和屠杀劫掠百姓方面颇有心得。更著名的是，他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当堂杀人，取出被杀者的脑浆心肝，边吃边饮，旁若无人。而另外三镇首领，比之刘泽清，也都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对于“四镇”，南方各地的士绅百姓畏之如虎狼，其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残暴的流血事件。扬州城因其富庶，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一六四四年，也就是“扬州十日”的前一年，“四镇”之一的高杰部队屯兵扬州城下，虽然收到了城中居民进献的大量财物，高杰却并不满足，反而下令围城，并纵容士兵在扬州郊外杀人行劫。高杰意图入城，但扬州市民决意不从。扬州巡抚派去与高杰协商的一名士绅因为回城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甚至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因此哗变，扬州巡抚出逃，而高杰则在城下陈列被杀的郊区平民的尸体恫吓城中居民，并做出了攻城的架势。如果不是史可法即时赶到，扬州城恐怕会在清军屠城之前就先遭受一场由“自己人”带来的巨大浩劫了。而且，这种浩劫的危险居然还不止一次地存在过：高杰没多久就死于同僚的伏杀，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四镇”的另一员大将黄得功兴奋不已，马上准备突袭扬州，要在收编高杰余部的同时洗劫这座城市。黄得功的动向使史可法不得不放弃了蓄谋已久的北上反攻计划，折回南方营地去阻止黄得功的军队。
这就是“扬州十日”前夕南明政府的局面。而攻陷北京的大顺政权又如何呢？李闯军队在进驻北京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败，北京百姓对李闯军队由喜悦的盼望转为愤怒与畏惧。城中拷打、私刑、强奸的事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城墙下经常会有被丢弃的女子尸体，尸身赤裸，显然是死于淫辱。整个军队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心中的欲望。
于是，摆在扬州人面前的问题是，在这个乱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个政权的统治，传统观念虽然使他们习惯于接受明朝的所谓“正朔”，但那个腐败的政府显然不得人心。若干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怀有朴素民族感情的人试图为明政府力挽狂澜，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考虑的是王朝的“正统”与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虽然，当时的局势是，打着不同旗号的凶残之师到处横行，即便有人意图“投靠明主”，而在所能有的选择范围当中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在私天下的时代里，任何政权，都只是人民头上的一个主子，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不会太多地考虑政权的正义性等等问题，哪个“主子”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生活（至少不要太暴虐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就会接受他。
伤口和曾经有过的剧痛是很容易就被遗忘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在清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原先属于大明帝国的版图之后，扬州城很快地复苏，并且以惊人的加速度繁荣起来。百余年后，清政府的乾隆年间，扬州的骈文名家汪中写下了一篇题为《哀盐船文》的名文，传诵一时。文章记述的是扬州府仪征一地盐船失火死亡千余人的巨大灾难，但文章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扬州盐运的鼎盛场面：“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
这一时期的扬州，已然富甲天下，历史的伤口仿佛转眼便即愈合——事实上，在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诗人吴梅村应召北上途经扬州的时候，已经看到在“扬州十日”仅仅八年之后，这座城市里已经有了船歌新唱、官河新柳，而明月下的二十四桥一带更是一片歌楼妓馆，一派升平景象。
当年清朝统治者是在宣布“剃发令”之后才遭到了汉人社会各阶层的联合抵抗，而在这一被认为有辱人格、有辱祖先的政令颁布之前，那些忠君复明的知识分子们很难在城乡之中寻找到足够的民众支持。百姓们就这样安居乐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了大清帝国的“正朔”，把头上的辫子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把清军开疆裂土打下的比明代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的疆域视为自己国家的荣耀，他们显然不再记得“扬州十日”。
康熙年间，这个被很多人誉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有路人经过蒙古或者黑龙江宁古塔一带，仍会见到扬州口音的女子，她们年龄已大，身上的扬州绸缎早已换作了兽皮，在那片男多女少的陌生而苦寒的土地上寂寞地生活着。
关于张荫麟
散 木
世上究竟有没有天才呢？清华梁启超先生曾称道在他上课时向他问难的一年级学生、也是同乡的张荫麟是“天才”(吴宓先生则称其为“梁任公第二”)，钱穆先生也说他“天才英发”，与张荫麟在浙大时为挚友的谢幼伟先生更发文详论其堪为天才之属，因为“这不是天才，绝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什么成就？不过一册没有写完的《中国史纲》而已，那能叫“天才”吗？还是先读读这本《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下简称《文集》）（广东省东莞市政协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二○○二年）罢。
初读这本“文集”，我想，它可以有三点：一，天才，其天赋之外，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外加“汗水”等等；二呢，要有一个可以催生天才的文化氛围或称“生态圈”，如张先生所出身的老清华；其三，可能就是“陈寅恪定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非如此不足以成就天才；张先生治学就谨守“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的法则，所以我们看“五四”后能有大师，且大师可以有如云之状，就和那时他们得以沾溉此时代精神相关。不过，这恐怕还不能服人，我们从张先生的生平来看吧。
张荫麟(一九○五——一九四二)，字素痴，广东东莞人。他早年就读清华，国学受炙于王国维、梁启超，西学则从吴宓，不久即以史、学、才三才并美知名，所谓“文学院四才子”，说的就是张荫麟和钱钟书、吴晗、夏鼐四位同窗，或者尚有“三才俊”之说，那是他和贺麟、陈铨三位同窗了，后来他所交往的学人还有熊十力、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张先生早慧，又立志要做第一等人，这就是天才的脾气了。他目无余子，曾就梁任公、陈寅恪、顾颉刚、冯友兰、胡适、杨鸿烈、卫聚贤等时贤的著作发表评论，时人以为胆识不凡，其中最能作为“老清华”谈屑的就是一次梁任公授课，先从衣袋中取出一信，向听众打听何人系张荫麟，张应声而起，原来他向梁先生质问上课中的问题，梁当众答复之。那时，张荫麟不过才十八岁啊。
张荫麟早年失怙失恃，他为了供给自己学习和扶持弟妹就学，不得已时常靠投稿维持生计，即使这些短篇什文，也多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科技史等等，甚至“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二十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语出王家范)。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已有《纳兰性德传》等作品，留学彼岸则汪洋恣肆，为学无涯，及归国，编纂有他一生所仅有的出版物：《中国史纲》。此书原本计划由张先生撰写两汉以前、吴晗撰写唐以后、千家驹负责近代、王芸生负责中日战争(当代)，但结果只出了其“上古篇”(至东汉)，即张先生所撰写的部分，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用陈克艰先生的话说，是“写出历史的生理”的史书，而其取精用宏，别择精审，剪裁铸，莫不得宜，真是举重若轻，又文字简约，流畅粹美，字字珠玑，引人入胜。此书之出，贺麟先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内“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至于说到他的文字，有人说没有太炎先生的晦涩、任公先生的堆砌以及孤桐先生的生硬，是宜乎藏之名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