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作者：李先闻
我们从1933年后，在河南开封为小孩们的营养计，自己曾喂养瑞士小羊群，离开武昌时，羊群都送给友人了，于是辗转又买了几只奶羊。大女儿恩泽稍稍长大，也教她学着挤羊奶，所以后来恩泽读大学，进农学院，农场实习时，老师们挤牛奶，挤不出，干着急，恩泽还表演一手她挤羊奶的真功夫，老师赞她很会示范哩！我们的子女长大后，一个个都比较高大，腿直，背不驼，羊奶的功效不小。
我一生从事作物育种工作，第一次遭受失败的是“美国谷”。1939年夏天，中央农业实验所赵连芳的学生杨立炯，有一天，他从广汉检定水稻回所同我说：“美国谷”是当地一个农民选出来繁殖的，普通的水稻一穗上只有一百多粒，“美国谷”每穗有三百多粒，这品种如能推广，产量岂不是可加两三倍。于是我陪水稻专家赵所长专程前往广汉农家视察，赵先生于视察这个又高又大的新种后，频频点头。我们又经过一年视察，第三年，我们就把它定为推广示范种，又过一年，“美国谷”因稻秆不能直立而倒伏，以致减产，反赶不上当地原来的谷种。本来，在四川稻田中——一般的稻田中——稻株都高低不一，成熟期亦不一致，不像现在台湾品种那么纯。有一种俗名叫做“多不老”的，秋季割稻时，其他的稻株都已成熟，田中还留下这种稻几株，好像到冬都不会成熟似的。其实这种稻株是秈与粳（四川的糯稻都是粳型）的杂交种，所以特别高大，晚熟，而结实率不太高，有的竟不结实，这个广汉的老百姓，是个好事的人，每年把成熟不太晚的种挑出来，第二年播下，连续的选，这以育种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混合选种，杂交种就第二代中分离，有的是粳型，有的是秈型，以糯与非糯而言，当然是一与三之比。这位农民继续每年选种、留种，一直到“美国谷”比较纯化以后，也许是第四代或第五代了。“美国谷”当然还在继续的分离中，加以植株高大而秆子又太弱，经不起在广汉一带肥田的考验而倒伏，我们最初认为“天之骄子”的“美国谷”，因为我们的认识不足而遭逢第一次失败的命运。失败过后，大家互相推脱责任，人心惶惶然，我于是力主正义，因我是主持人，一切责任，当然都是我来承当，于是人言才慢慢地平息。经过这次尝试的大失败，我做事就更加小心了。
1938年第一届劝农大会
1937年年底，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谈到农改所在四川是第一年成立，为什么不把握一个机会，将所中的工作展览出来？让老百姓及一般人们看看，使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呢？于是和所长讨论后，订于第二年旧历年的元旦举行，由所中拨适当经费，每组的设计及布置，由每组负责。这样一来，形成组与组之间的竞争心，都想自己这一组的展览是全所最好的。反正是冬闲，大家不忙，筹备这一届展览，都很尽力。以食粮组来说，全组总动员，花了两个多月工夫设计、布置，在岁末将近开幕时，又大忙几个通宵，全体都没有睡。元旦开幕，门一开，人潮就涌进来，真不是预先所想象得到的，比成都的花会还热闹，我们用计数机计算了一下，三天中来会参观的不下五万人。各组房屋都不大，人挤人，好像乌鱼群南游模样，每间会场，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我们办事人进进出出，只好把窗口当门，爬进爬出，人是忙累不堪，却换得精神上的鼓励和愉快。“功夫没有白花”，众口一词这样说，所以这种会，一直继续了三年，似乎一年比一年好，来参观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这是在省城办农业推广相当成功的几次。
华西坝协和大学的Dickenson教授，从事农业方面的推广若干年，确有成绩。成都的麻皮苹果（Grimes golden）及许多的花木种，都是他引进的，尤其是在成都有牛奶喝，是他引进乳牛的功劳。有一天，赵连芳同我都在华西坝开会，Dickenson教授对许多人提到赵同我对于四川农业的研究及推广，的确开了个“新纪元”。赵当所长，受这种恭维话，自可当之无愧，我听了觉得无地自容，因为我不过是一个“跑龙套”，走在前面的一个。
到成都后，向熊大仕博士借了一架研究用的Leitz显微镜，我每天抽一些时间，同李竞雄来从事理论的研究。记得1938年春天，我们将在成都继续研究小米的进化问题，于是把1937年夏在武昌辛辛苦苦杂交获得的若干种子，由于是第一次种间杂交成功的，所以小心翼翼地培育它们，使它们发芽。农化试验室已经买了许多化学药品，因此请彭家元先生替我们配一种Knopp Solution“营养液”，却一天一天的变白，以致都死去。连普通的种，也都变白死去，才想到Knopp Solution有问题，找彭家元问他，他说是王先生配的，请问王先生之后，才知道他把公式内的铁，原来只有百分之一的溶液内，取一滴就够了，哪知他弄错了，把它配成百分之一溶液，比需要量加了两千倍。天呀！这么强的铁成分，难怪所有的种子发芽后要变白而死去了。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失败，只好在1938年夏天，再从事杂交工作，一直等到1940年才把小米的祖先是狗尾巴草的遗传问题弄清楚，足足的耽误了一整年时间。
在1938年开第一次劝农大会的第三天的下午，在路上碰见彭家元太太，带她的亲戚们来农改所参观，因此李竞雄便进入了他生命的另一页。他早年丧父母，是伯父母养育大的，在浙大农学院成绩特佳，每年都得奖学金，身高五尺八九寸，真是一表人才。皮肤白皙，性情和蔼，聪明勤学，待人宽恕，做事又负责，是我学生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自遇彭太太亲戚张怀瑾小姐后，就一见倾心，坠入情网。张家是蓉城世家，怀瑾娇小秀丽，会计学校毕业后，始终不愿意嫁与军方或财阀子弟，高瞻远瞩，早已过了“标梅”时期，得遇竞雄，就心许了。似乎那时好多四川姑娘，都愿意嫁下江来的青年，本来竞雄的“七折八扣”薪金每月可得百元左右，谁知1939年春，物价突飞猛涨，我们进川时，米每斗只值大洋两元，陡然涨了四倍，每斗要卖八元，大街上穷人“吃大户”的，一批过了又一批，我们拿钱也买不到白米了，人心大慌。
竞雄的准丈母娘，暗有悔婚的意思，但怀瑾不改初志，立即洗尽铅华，穿一袭蓝布，一双布鞋，到农改所当会计，自食其力，以期与竞雄朝夕厮守在一起。张老太太见两人这样互相爱慕，也不忍太逆女儿的意思，只好答应怀瑾与竞雄的婚事。他俩结婚的那一天，如玲不舒服，没有去。我身兼数职，既要当主婚人，又要当证婚人，其实真正的介绍人，还应该是我。我平常虽不大喝酒，但还有点酒量，成都产的黄酒（仿绍兴酒）喝十杯八杯，并不算一回事，只是开始而已，谁知那天，心中总觉得他俩的婚姻，好像一出旧戏“嫌贫爱富”的重演，未免不自在。俗话说：“心中有事酒醉人。”我并不曾多吃酒，九点多钟，喜酒散后，骑洋马（自行车）回静居寺。冷风扑面吹来，酒意上涌，觉得路上的洋车，都一辆一辆的向我撞来，大有故意来撞我的样子。幸好没有闯祸，踏到家门，才松口气，但人已跌下洋马，如玲听见声音，赶快开门扶我进去，洗洗脸，上床躺下。平日睡前总欢喜在床上看看书，今晚拿起书来，只见字东倒西歪，看不清，放下书，看天花板，也在转。醉是醉了，心中却老丢不掉“嫌贫爱富”的这幕现在戏剧，觉得老一辈的思想可笑，年轻一辈的受委屈，忽然大打哈哈，便人事不知。如玲找人去请医生来，为我打针，给我吃药，忙了三四个小时，我全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头还是痛，痛恶这“嫌贫爱富”四个字。竞雄、怀瑾婚后生子，远赴甘肃农业改进所工作一些时候，又回成都，入协和大学教书。后来张老太太意念转变些，女儿总还是女儿，就资助竞雄留学美国，在我的母校Cornell大学攻读细胞遗传学，得了博士。回国就清华大学的聘，去四川把怀瑾母子四人接到上海，住在我家。我那时已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任职，金圆券又不值钱，东西又买不到，我们两家十口，只好吃罐头度日。竞雄为遵守诺言，携眷北上去清华，这是1948年春天，从此天南地北，音信两无，人生真像梦一样。J.C.（汝祺），H.W.（先闻），C.C.（景均）及C.H.（竞雄）是姓李（Li）的在遗传学界的四大金刚，也许将来还会聚首，似乎我们的戏还没有唱完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