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作者：李先闻
卢作孚那时在重庆做中央政府的粮食部部长，成都的建设厅长是何兆衡，还兼任四川省的粮食局局长。
1939年底似乎赵所长到过重庆一趟，去接洽一个重要的业务。回蓉后，在聊天时，轻松地告诉我，卢、何要借重川农所的力量去收买小麦，以作发“军粮”用。因为川农所可以拿推广小麦（金大2905）为借口，不会引起纠纷，这个差事又落在我的头上。从三台回蓉后不久，何兆衡一清早就约我到粮食局去谈谈。我到该局，在外面等着会他的人有几十位，经何的秘书通知何后，他立刻就要我越众人前往看他。见到他，他很客气地说，这回的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我原谅，同时希望我帮忙。我因军事紧急，这种权宜的措施，不得不帮忙，以维持后方的安宁，于是把成都到江油一带的办理水稻检定工作的人员调到成都，面授权宜，告诉他们，这是帮国家的忙，绝不要有不法的事件发生，同事们差不多都是高农毕业生，约二十几左右，血气方刚，勇往直前，毫不畏怯。这样把每县收购的小麦数量，分派定规了后，纷纷前往各县开始工作，在约定的时间，粮食局派高级职员一人，约八时许，乘雇用的汽车来所接我，直驶中央银行，提款二千万元（合美金三百五十万元）。到粮食局，他把钞票分成一包一包，标明县分数额，一齐用一个大麻袋装好，由我带回家，打算明早动身，到各县去发。那么多钞票，放在哪里呢？于是如玲把铁制衣箱内衣服取出，将这袋钞票装入锁上，自以为安全不少，其实人家如果要偷或要抢，钞票装在麻袋和铁箱还不是一样，一提就提走了。当时装箱锁上，是自己谨慎的措施，那晚才能安心入睡，也同“掩耳盗铃”一样好笑。第二天一大早，粮食局某高级职员就雇用汽车来接我一块儿动身。装钞票箱子放在车子后座我的旁边，某高级职员与司机并坐，指挥前进路线。上车后他告诉司机开往重庆的东大路，开到简阳方面去，到了春熙路后，某君又告诉司机改向东北方面驶，先到剑阁前站的江油。江油距成都二百多公里，我自懂事到那时，从未见到过两万元以上的现款，现在运这样大数的款子，打江油走。江油附近，是土匪出没的地区，加以小时候爱看美国西部片，总担心怕遇着歹人。先往东大路走，路上人多，路上比较清静，心中还安适，一经改往袍哥集中的江油，心中就惊恐万状。但人已上车，只得“硬着头皮充好汉”，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下午一两点钟到江油，把现款二百万元交给县政府，再南下到绵阳、德阳、广汉，一县一县的送现款。回家时已半夜了，这一天所受的惊风骇浪气氛，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遭遇，幸好我们以“突击”方式把偌大的款子送完，使得人不知鬼不觉的平安回来。
以后又买了二、三千万的小麦，好像都没有再找我同去，这是我对于后方军糈有些微贡献的真实报道。
被宪兵队拘留二十二小时
1940年早春，我同厨子老凌（凌老三），也就是我读小学时候背我上金山寺的小僮，那时已四十多岁，还没有娶妻，那时技正出差，可带一名公差，由公家出公费，老凌已来我家几年了，很想回凌家坝去一趟，看看他年事已高的老母，他的大哥凌金廷仍是凌家坝的佃客。对老凌来讲，这是一举两得的。我也两三年没有去江津问候四叔了，同时要去泸县看杨技士（中农所）大为宣传的两季稻。又约了合川的孟及人在泸县会面，所以一大早就到车站，搭木炭车到璧山属的来凤驿，下午二时下车步行了五十里，翻山到德感坝，渡河到江津，抵家时，已万家灯火。四叔很康健，姊妹们都怡然相处。小住两日，又搭船到泸县，及人已先到达，这是我当食粮组主任后，第一次到这地方分场，以兴奋、快慰的心情和该分场员工见面。杨守仁君是赵所长中央大学农艺系的学生，江北人，原在中农所服务，随赵先生到川农所帮忙的。对于四川推广两季稻，从理想演进成为实验，觉得这个方法推广后，可以增加水稻的产量至少三成，并不妨碍冬作。杨身材有五尺六寸左右高，嘴很大，常露笑容，能言善道，满口江北话，嗓音宏大，谈到两季稻时，吐沫满天飞，是一个很好的推广人才。两季谷是一种早稻、一种晚稻先后在田中下种，早稻在清明（三月）时种下，行距较宽，晚稻是用的“浙场三号”，在谷雨（四月）时播在早稻行中。早稻七月初成熟割去后，空间都让给晚稻；晚稻在九月底或十月初收获，两季相加，在试验田中较一季的增加四五成。由于晚稻过晚，四川的二化螟因环境的赐予，也就变为多化性了。螟虫的为害与日俱增，所得与所失两抵。但因在各地作两季谷试验，将“浙场三号”稻种引进至各地。在四川丘陵地带，春雨不及时的话，无法插秧，以致旱灾频频发生，“浙场三号”，清明播种，谷雨可插秧（秧苗才一月）。插秧晚到夏至（六月底七月初），秧已达一百日左右，亦可栽插，成熟时有五成收，后来老百姓因“浙场三号”米质好，可以卖得高价，米粒长，占斗，老百姓们以它作纳粮的谷种，这是老百姓自动尝试而成功的，在年岁干旱时，以老秧插秧，还可以收若干稻谷，不致全军覆没。这是推广两季谷的真正收获，这是后话。
在泸县时，有一位看相的名手，场中同仁都争先的介绍我们去看相，到那里，看相的人看见及人，就说他是贵相，可做一品官。及人来台后，曾官封台湾糖业公司农务室的经理，综管该公司的农务事宜。看相的看我，只是三品官的料。及人身高六尺，头大口方，鼻梁高悬，红光满面，我看他相，亦是一品当朝的大员，岂止是看相的一人看法而已。
回程，我过江后，坐了辆黄包车，预备到隆昌后，改乘由渝来隆昌驶内江的公路车客车转内江，再转成都。老凌本是抬滑竿的，善走路，出公差本不准报包车费，他自愿走路，随包车前往，泸州到隆昌有一百二十华里，预计下午三时以前到达，可乘由渝开来的公路木炭客车驶内江，哪知老凌久不抬滑竿，随包车前行，包车是用轮子推着走，车夫被推着走，尤其是下坡，其快如飞，老凌起头还能跟着跑，和包车差不多快。后来越走越不行，因为脚上打了一个大泡，简直没法前进，只好雇一滑竿，抬老凌到隆昌，至该地时，已万家灯火，只得住栈房。第二天，一早就到车站，在茶馆泡了两碗茶，慢慢地等，慢慢地问。到中午正在吃午饭时，忽见一辆卡车驶来，看见有些客人都要向内江方面去，那辆卡车就停在转角的一头，有些人提行李上车，我同老凌也去拿着我们的行李卷、手提箱，交了四十五元给司机，原来由渝至蓉，每人只需二十五元，我身上只带五十元，预备留五元在内江住店及沿途伙食的费用，所以给了他四十五元。不料这是军车，擅作“黄鱼”生意（台湾名“黄牛”），搭车人需要讲价的。我们没有“走江湖”经验，门槛儿不精，把身上带的钱倾囊给了他，买两个座位上成都。上车后，他那帆布篷盖得严严的，七八个黄鱼在铁板上坐着，也有坐在自己铺盖卷上的，我觉得篷盖得严密，空气不大够，加以路不平，车身颠簸摇晃得厉害，心里闷得慌，只想吐，把头伸出去，吸了新鲜空气，才把呕吐遏止了。一个钟头后到埤木镇，客人下车，渡河，汽车要摆渡过沱江的上流，方可到内江。七个黄鱼下车后，因沿途一阵阵黄沙卷进车的后面，所以每个人都像土人一般。上渡船后，有一个宪兵也上船，我还在问同行的伙伴，到内江是不是安全，他以目朝宪兵望一望，并示意叫我不要再说话。过渡后，我们的卡车也摆渡过来，我们跟着上车，宪兵也上去，到内江前两公里，循例黄鱼要先下车，步行到城，这是“掩耳盗铃”，识者一看，就知道我们不是走路的。走了一段路，到宪兵队门前，忽然有宪兵四人，手提盒子手枪，把我们包围起来，命令我们跟着他们一步一步爬上石坎，走几十步到他们的办公室，叫我们坐在客厅里。这时已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有宪兵来告诉我们说，请你们上来是要证明司机是带黄鱼，有人又来恐吓我们，说坐军车，违反军纪，应受三五年徒刑。当我们被“押”上宪兵队时，曾遇见我的推广训练班学生某某，在隆昌推广所当主任，适逢其会，到内江来公干，看见我后，问什么事？我说：“没有车子可搭，只有这个军车路过，付了公路车票价的一倍后，搭车来此。”他说：“这不要紧，问问就会放的。”问我内江住什么旅馆？他说过一会儿到旅馆去找我。六时许宪兵队的士兵们吃了晚饭后，因我像个读书人，是在做事的，首先请我到他们排长的办公室去问。我告诉他：我从成都出来的目的，因为交通不便，在隆昌等公路客车时，适逢一卡车经过，有人在拉客，我们给他四十五元，要赶回成都报告办理“两季谷”的经过等等。排长问我时，有一个便衣人在笔记，该排长看过记录以后，交给我看，我看记的与我讲的差不多。排长说：“是不是有错？”我摇头，他就叫记录人为我打十指手印，这所谓“秀才遇见兵”没有礼可讲，只得伸出手来，乖乖的打下，老凌亦打了手印。排长还算讲理，说：“你们坐的是军车，为了证明司机的违背军纪，只有委屈你们一点。”然后一个一个的问，打手印。询问完毕后，是将近八点，我正在客厅休息，忽然我的学生某某从外面进来，带一位军官来，说要见排长，小兵带领军官到排长卧室去。十分钟后，见该军官气冲冲地走出来，大声骂排长不应该把为国家出力的学人糟蹋、侮辱而不释放（据后来军官告诉我，他们几乎要动枪，经人解劝，才离去的）。军官走后，排长立刻下令，把全体黄鱼关在排长室对门一间小房内。房中有桐油灯一盏，室只六尺方，向天井的一面是纸糊的窗，靠大门好像是杉木钉的，室正中有门板两块，室的一隅是一个尿桶，室中还有一条长板凳，约四尺长，两尺高。被关进后，黄鱼们在凳子或门板上坐着，室外有一个小兵执枪守卫。老凌老泪直流、愁容满面地说：“我活了这么大了，还没有坐过‘卡房’。”说完，更是眼泪鼻涕直流，大声啼哭起来。我无计可施，只得好言安慰他，自己也心焦，所以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有个“黄鱼”在房子另一角落里，把身上带来的文件全拿出来，堆在一起，放火烧掉，一时满屋烟雾迷漫，害我们连眼都张不开，不想哭的人也似乎在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