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作者：李先闻
房子进门处是宪兵队的灶房，他们烧柴火，一点火后，烟都喷到我们住的房里来，房中又没有通气的窗门，以致满屋浓烟，我们眼都睁不开，眼泪汪汪，忍无可忍，只好要求小兵准我们到外面天井内吸点新鲜空气，后来慢慢地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扩大了，能走到进来时候的客厅。厢房里有人在下象棋，我们也可以去参观，打乒乓也许我们参加。后来知道除排长外，这队只有宪兵十二人。
事后才知道为什么会闹出这件事来。原来在埤木镇和我们一同上渡船的宪兵，本是成都航空委员会的士兵，因故被开除，心中有怨气没处出，正好碰着载我们的卡车是属于航空委员会的，这位宪兵抓着这个机会，公报私仇，想法子要把这个司机关几年“卡房”，在我们上渡船前，他就打好主意，摇电话到部队，所以一到内江，就有四名宪兵执枪来欢迎我们“黄鱼”到队部去。我们到队部，假使言词和顺“孝敬”一些红包，天大的事都可化为没有事，可巧我手头没有钱，同行的人似乎都舍不得破钞，加上军官（连长）来和宪兵排长有了言词冲突，因此小事就变成大事了。
中午，我的学生陈让卿场长同一位警官到排长室办交涉，进去约谈一小时，还打了手印，排长就命我同老凌可出去，我因同情心，就请陈场长也保其他的黄鱼出去，和陈场长同来的是内江县的警察局长，这批黄鱼亦得保释。只有那位司机，原想找点外快，不料会遇到对头的宪兵报仇，听说被关了几个月哩！我们被释放后，吸到自由空气，觉得世界上没有一处不美。出宪兵队时，已下午两点钟，一共被拘留了二十二小时，在这段期间中，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更没有水洗脸了。一出来就饱餐一顿，晚上陈场长请我，请谢县长明霄（清华同学）、警察局长、连长及李主任作陪。第二天，陈场长代我们买了车票，又借给我五十元，坐公路车径返成都。
日机轰炸成都
1940年11月二女惠泽生。抗战已三年余了，长沙的三进三退，敌机在各处轰炸，以致死伤累累，物价一直高涨。每年年底四叔汇一点租钱来，我们就买一船松材，预备煮饭用。组中的预算虽说有少数的增加，但远敌不过物价高涨的速度。因此出差是苦事，每次都要赔钱，同事们都不要出差，组中的事因此停顿下来，朝气亦因经费不足而迟缓衰退。
我家生活，以前每天买五毛钱菜，鱼肉蔬菜应有尽有，物价一涨，就只能买少许猪肉点缀而已，所以屋子左边地就辟成菜园，倒能自给自足。
1938年5月1日开始，重庆被大轰炸，敌人盘踞宜昌，只要天气晴朗，一零一机都要进川到各城轰炸。前在武昌时，日机多以汉口、汉阳或武昌城内为投弹目标，珞珈山却从来没有投过一次弹。那时敌机来时，每次我都让妻儿们进防空洞，然后自己带了Charlie上山，藏身在石后，用望远镜看敌机投弹的处所，每次都尽兴而返。在成都时，因距宜昌较远，敌机轰炸重庆，成都亦放警报，每次都是放“预行”而已（当时警报有三种，一预行，二空袭，三紧急）。当年八月初，清华同学会在城西南角同学会会所中开同学会，记得李方桂夫妇还在成都教书。如玲同我也去开会，午饭后，二时许，我骑“洋马”跟如玲洋车后进城，打桥牌（那时已进入Contract Bridge时代），正打得兴高采烈时，忽闻“预行”警报声，大家都不以为意，继续打牌。半小时后，空袭警报声大鸣，敌机入川后，有袭成都模样。我们都惊慌了，估计由城西穿城至城东，出东门返所，至少有十二华里，交通工具又无着，没法这样走。算一算出小南门到家畜保育所去，只有两华里，见大家也都往南奔，我就把如玲放在车的横杠上，带她往南逃。刚到家畜保育所内广大的空旷地上的职员宿舍时，紧急警报已大鸣，如玲进屋去，我就急忙跑到所中河沟的半岛上，那里有一个四尺深的洞，是为熊猫避暑用的，这时变为临时防空洞了。洞中已有一人，两个大人挤在一个小洞里，真够挤了。当时四面安静无声，约过了几分钟，我伸头出洞望北一看，敌机已带着隆隆声由川北飞来，一字雁行有十八架之多。我连忙躲在洞口内看，高射炮声起处，一蓬一蓬黑烟向上冒。我方有一二架驱逐机升空迎战，不幸被敌机强大火力所击中，先后坠落。敌机临城北上空时，为首机翼闪了一闪，炸弹就一个连一个的下降，接着爆炸声，房屋倒塌声，黑烟四起，火光冲天，一片嘈杂惨景。我见敌机临近我存身洞时，还在下“蛋”，急急匍匐到窖深处，爆炸声震耳欲聋，泥土飞进洞来，几乎把我埋了。最大的几声炸弹声轰炸后，就静寂下来，我慢慢站起来后，拍去满身泥土，走出洞来，见五十尺外柳树下就落了一弹，五人丧生，太险了！太险了！再多丢一弹，也许我也完了。逃到宿舍去，见宿舍完整，如玲及朋友都无恙，心稍安，挂念着静居寺的孩子们，急急骑“洋马”带如玲由华西坝绕东门到九眼桥回家。保育所中炸弹坑就有五六个之多，那里面积不到五十亩地。回家后，见所中无损，孩子们也只受虚惊。从此对于轰炸就恐惧万分，一听见警报声，就开始抽烟斗，上厕所，不管有无大便，总要去蹲一蹲。直到现在，台北如试放警报，明知无事，还是心为之一惊。事隔三十多年，那种亲身看见和遭受到轰炸的可怕，到现在还有“余悸”。
赵所长离职
1942年春天，中央新任命的农林部长沈鸿烈来成都考察，川农所的同仁热烈欢迎这位曾在山东敌后打游击的英雄来领导我们。虽然抗战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滇缅公路已被敌人封锁，物资更形缺乏，所有的用品全是“土”货或“克难”仿造的，但川农所的士气仍保持青年人朝气而不衰，同仁们在英明干练的赵所长连芳领导之下，大家束紧裤带，继续努力工作，成绩还一天一天显著起来。在川北、川东一带，蚕种的推广，增加农家的副业；脱籽棉在遂宁一带大量推广种植，搬进川的纱厂，可以纺三十支以上的细纱了。农作物新品种及新方法的在各地示范推广，使农产物的产量大增，尤其像前面提到过的“浙场三号”，的确供给农民一个防旱的新品种。这样一来，作为抗战根据地的四川食粮大增，足够军糈民食，国民政府因此传令嘉奖赵先生，赵使学农的人扬眉吐气了。但是物价日昂，川农所经费更加增，就引起议会的物议。1940年底，建设厅厅长何兆衡辞职，西康刘文辉推荐北平农专毕业的胡子昂到成都做厅长。胡是一个胖子，有五尺六寸左右高度，圆圆的脸，走路是外八字，嗓门很大，发言时声音响亮。
早在1932年左右，赵先生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时，在南京当农业处长，是实业部以外的一个农业机构，综管全国农业发展事宜。江西省在南昌设立一个农学院，聘北平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考取清华官费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四川下川东巴东人董时进博士为院长。胡子昂那时在该院，综管总务业务，连芳先生到南昌视察时，胡迎送如仪，“恪尽厥职”，一旦身为厅长，职位在连芳之上，中国人一句老话说：“不怕官，只怕管。”胡因职位关系，也常来静居寺“视察”。赵此时已变为下属，只得迎送如仪。我想赵先生心中一定很苦闷，虽说表面不露声色，但表情方面，旁观的人都清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