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作者：李先闻
抗战结束后，我设法在C.I.T.向Dr.Beadle（继Dr.T.H.Morgan为该校生物学院主持人）找了一笔研究补助费（包括旅费），让鲍在该院Dr.Sterling Emerson（是Dr.R.A.Emerson之子）教授下作论文，得了Ph.D。鲍学成后回国，现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鲍、李两人是假若早来台湾的话，在台湾的遗传学必定有丰盛的收获。时也命也，为之奈何！
1938年秋，蔡旭（公旭）由中央大学转来川农所食粮作物组任麦作股股长，他来后，我们声势为之一振。蔡未来以前，四川省稻麦改进所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合作接受了五六种作高级试验的小麦品种，内有一种，登记上是25V112。当年5月沈宗瀚来成都，我带他到田里看看。看见这个品种后，我问他，为什么这个品种高低不一，似乎不纯。沈看了后，告诉我：“这是他们作的杂交种，那时还在分离中。”公旭的证明是：“这个种是Dr.Percival在意大利采集的一个土种。编号是25H112，原名是Villa Glor。”英国的小麦专家Dr.Percival，在世界各地收集了很多小麦种。Dr.H.H.Love，沈宗瀚先生的业师，在1931年左右又来华，在实业部当顾问，建议由实业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合买了一套Dr.Percival的小麦种，价格是五百英镑。公旭知道这个种很详细，因这个种很矮小，开花时，试验地里其他高生品种容易把花粉降落在这个矮生种的柱头上。的确这些杂交种仍在继续分离中，没有被杂交的，仍是纯一的。
1938年沈宗瀚先生又来成都，我陪他到静居寺大门外左侧的试验田中看看他育成的金大2905号小麦的生长情形，沈先生当时很欢喜，连说了好几个“有希望，有希望”。后来这个种在川北绵阳一带很适合。以后每年在这一带推广几十万亩，增产约一至二成。但是蔡公旭知道2905的内幕甚详：“原来是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在苏北南宿州小麦田中选出来的。”这当然是他一面之词。但川北农民受实惠，这是不用讳言的事实。
从前在开封帮我从事棉花工作的徐守愚先生，四川遂宁人，亦间道返川，到成都帮允奎的忙，我到成都和徐是第二次相逢了。风干室造成后，他自己愿意住在该室的办公室楼上，他的工作是协助冯天铭先生从事水稻的育种。冯是中央大学农艺系毕业，学丰识广，沉默寡言，做事努力，从天亮一直到傍晚，都在田中工作不息，冬季就在风干室做考种工作。徐先生和他不同，一清早在晒场上打太极拳，或高声朗诵英文及《圣经》，终日不下田，亦不做考种工作。代冯天铭做该股工作报告时，每次的开场白都说：“我是冯先生的助手，奉命作此报告。”但对于报告的内容说得糊里糊涂，不知所云。有一次，因金堂（成都平原）有事待理，需要派一个人去一趟，就同徐守愚商量，请他去。他坐在我办公室，直摇头不肯去，又没有说出不去的理由。我于是约他当晚到我家中谈谈，他晚上来了，坦白地说：“不久以前，杨和尚替我看相，叫我最近不要出远门，否则恐遭车祸。”因此不敢去。我恍然大悟他不去的道理，于是晓以大义，劝他说：“我们是学科学的人，绝不要相信迷信而误事误人。”他听后立刻答应去金堂（金堂离蓉只九十华里）。
第二天午后，忽然接到一封电报，是金堂徐守愚发来的，电文云：“赴金堂遭车祸，请派员救助。”我暗想，事情怎会这样巧，教他破除迷信，偏偏就遭车祸，被杨和尚说中了，岂不糟糕，实在对不起徐先生。所以连忙派稻作股股长管相桓前赴金堂救助他。当晚管、徐相偕返所，原来徐乘的公路车，到达金堂时不慎翻车，徐受皮伤，并无大碍，真小题大做，害我派大员去救助，早知如此，不派他去也罢。徐真是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后来派他回遂宁作区域试验，他开始不愿去，去后又说不会做，所以只得另派人接替。徐后来结婚到西昌去当讲师，徐似乎是一个古老派的典型人物，又是神经不太正常的人。这型的人只适合在承平的科举时代，在乱世的现在，就有与大家格格不入的行为做出来，使人感觉他古怪。可惜这块良材美玉，生不逢时，不能琢磨成器，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损失。
静居寺旁边有一个雷家大院，是碾米坊，这座大院有房屋四五十间，是雷家世代相传下来的宅院，因我们所里缺少住宅，就把它买下来做宿舍。房子大，进出的人多，也认不出谁是同事，谁是客人或竟是陌生人，比较杂乱。为徐守愚看相的杨和尚，就是因思想问题被关在雷家大院悔过的一人。也不知当时关了多少这类的人在里面；杨和尚自称是北大毕业，信佛，被诬告而遭政府禁闭，实在冤枉。他的思想自认是纯洁的，看守的人亦任其自由，所以他在所中各处替人“看相”，是否顺便宣传他的“思想”，不得而知。由此可知院中“藏龙卧虎”是铁一般的事实……
1940年将过年的时候，赵所长到我家来，要我于元旦同一个林业组的技正去三台筹办川农所的第一个农业推广所，似乎这桩事很迫急，不容我有推辞的机会。第二天，是元旦日，天气晴朗，本可留在家中与儿女玩玩，共叙天伦乐，但“军令”在身，毅然地一清早就到北门雇长途的包车到三台。记得由蓉至绵阳是一百八十华里，再向东南行一百二十里，就到三台。在北门有一个车夫，混名叫做“飞毛腿”的，据说“两头不看天”，一天可以到绵阳。意思是说，早晨在太阳没有出来前动身，晚上太阳落山后到达。在夏天由蓉到绵阳要走十五六小时，罗江一带上坡下坡路很多，上坡时客人多半下来走，让车夫拉空车上去，下坡则再坐上车。坡度越倾斜，车夫越跑得快，坐在车上，触目惊心，怕车翻人丧，总是拉紧车两旁的扶手，身子笔直不敢动，心却扑通扑通的跳；车夫则把全身扶在“拖把”吊在车上，顺着地心吸力，跟着车轮顺势下去，跑一步，就差不多有二三十尺远，真是脚只稍微点一下地，瞬即飞滚而下坡来。凡到过西川的人们，都知道洋车下去的声势，也许有人还曾被翻车跌伤过。我们这一次没有雇到“飞毛腿”，但所雇的车夫也是健步如飞。当晚宿在过了罗江的一个镇上，第二天住在绵阳分所，第三天下午到三台。三台一带似乎很荒凉，与川西的成都平原及川东的重庆江津一带迥然不同，三台一带似乎雨量较成都平原及川东一带少，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因这一带地方出盐，用火熬盐，所以山中树木遭殃。
第二天，同某君在城中看看推广所的地址，后到城外西乡一带。走到下午二三点钟，又渴又饿，连路都走不动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得走向一个坡上的农家去讨茶水，蒙他给我们一瓦壶（土茶），喝了真像饮了“美酒琼浆”一样舒畅。因附近实在太荒凉了，不容易买到吃的，只好再伸手向农家讨点吃的，以压压我辘辘的饥肠。农妇说：“先生！我们吃过饭了，没有什么东西留下。”随后她又想了一想说：“好吧，我为我的学生留了点吃的，就给你们吃罢。”于是她端出两大碗（土制的碗，碗比我们普通盛汤的碗还要大，叫做品碗）食物来。我的肚子实在太饿，也不管那么许多，端起来大口大口地喝下去，原来是红苕搅拌一点玉米麦的羹糊，喝完一碗，已饱得很，就问她说：“你的学生几岁？”她说：“十岁。”“你们每天吃几餐？”她说“两餐。”“每餐吃几碗？”“大人六碗，学生三碗。”我心想，“我的天呀！每碗足足有一千西西，学生的小小肚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于是给他们以薄酬，再下坡去东行。吃过喝过，精神大好，但一点钟以后到城厢，肚子又在响，希望加点补充，就到一个馆子去吃，吃得好痛快。四川三台一带本不算苦地方，但城厢邻近处生活已经如此，那大川北、大川东、城源、万源及松潘草地等又将如何哩？以三台来看四川，四川实在不配享有“天府”之国的大名。推广所地址选好后，我们就原路回蓉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