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作者：李先闻
的确，币制既然这样贬值，又是在乱世，任何有才干的人，挑起这个重担亦都无计可施。
沈部长在川北亲自考察的情形，有部分恐怕也是真实的，假若他头三年来川的话，恐怕也是第二个华西坝Dickenson教授了，欲加之罪，当然“罪名”成立，加以川人要自己出马，胡子昂唯恐赵先生不辞职，所以看见赵先生的辞呈，连连地点头称好。赵先生去后，胡厅长、董所长都是北大农专派的头子，以为一党一派，川人治川的形势已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所以在胡当厅长的两年期间，一心一意，去掉赵的旧人，引用川人，尤其是北农毕业生到川农所做事，造成清一色北农派。不过我也是川人，他们动我不掉。当胡卸任的前夕，他亲自对我说：“这两年，我替你作吹鼓手。”啊呀！真是天晓得。
……
赵先生胆大心细，对于中国农业的认识，是我衷心佩服的。他忠心为国，日夜勤劳，红色重要卷宗，每天要带回家中批阅，一直批阅到深夜。1941年有一天，赵先生因太紧张，在所长室中昏厥，似乎有轻微脑充血的象征，所幸吉人天相，休息半小时，回家静养几天就好了。
同事们学生气太重，多数有“大爷”脾气，又年轻少经验，对于账目不大注意，以致赵先生离职后，还请了二三十个会计，经两年余的整理才将赵先生任内经手的账目理清。批评的人们，每以此责赵先生，我以旁观的立场看，责任应由大家负，才是公允的批评。
川农所改组
1941年起，沈成章（编者注：沈鸿烈，字成章）当部长后，他对于后方的各省如四川、甘肃、云贵、广西等大行改革。以川农所本身的各组都变为场，各组的主任改称场长，当然全属于川农所统辖，直属于建设厅。又新添设了两个大的机构：（1）粮食增产督导团；（2）推广繁殖站。前者是由建设厅长胡子昂当总督导，以川农所所长董时进为实际主持人，我则调为部派简任技正副之。繁殖站的主任，又派我充任，这是一个直属农林部的机构。我一身兼三个重任，似乎责任很大而重，但通通是叠床架屋的骈枝机构，机构越多，用人越复杂越多，不相干的人也纷纷的挤进来。从前认为川农所是技术人才的禁地，以致一股朝气，变为暮年奄奄待毙的景象。加以通货膨胀，薪金同经费不能与物价的高涨成正比，同事们多半已成家，青菜豆腐都有不能自给的状态，出差更赔钱，所以都呆在家中帮忙家事。
督导团有几件事值得一提的：
（1）子昂为我们介绍一个曹秘书，是位五十余岁的老夫子，在公事房大抽其水烟袋，骨瘦如柴，不过四十公斤之谱，一撇八字胡须，活像一个“冬烘”。据说他曾在下川东某县当过知县。他家住在北门乡下，每礼拜一下午来，礼拜五一早，就不告而去了。
（2）胡厅长又派了几位督导员来团工作，他们似乎都是“北农”的毕业生，督导区域都被指定在成都平原内，到差时来静居寺见过一面，都是四十多岁的川人，家都住在成都，每月来团一次，除领微薄的薪水及配给外，并报领一笔数目不小的出差费，都是由胡、董会同打了图章后发的，似乎没有一个人到过任所，都是由成都寄来报表，好像真有其事的样子。天晓得，这种“闭户造车”、自欺欺人的报告，我又不得不在报告中把这类报告报在内，否则有抹杀他人“成绩”的嫌疑，因此我也做了从犯。但我内心的苦闷至此已达顶端，所以自暴自弃，一有机会，就去打麻将或打桥牌，以度此无聊的岁月。
（3）有一天曹秘书忽然来和我讲，建设厅派会计来查账。本来一切行政大权，都操在董所长手中（胡子昂印章也是他盖的），甚至于一切经费配给，都是他自己管，查账的事，应该与我无关，但曹秘书把那位查账大员带来我处，介绍见我，又带他们到董副总督导那儿去了。过了一会，他们又到我场里来，气势汹汹，好像我做过什么不法事似的，问东问西，又问不出所以然来，凡事不是我当家，而他们把我当“贼”待。啰嗦了一个多钟头，才扬长而去。我当时心中的愤怒，不言可知，如果那时我血压高的话，也许当场就气死，像以后的傅斯年一样。事后才知是曹秘书同成都平原的那几个督导员，联名控告我变卖公家的配给米。其实这事是曹秘书监守自盗，用这个假动作栽祸于人，这种官场通病，我不过置身其中，被人栽赃而已。假如我当时也会做官的话，仅可一笑置之，愤怒是多余的事了。
（4）三个机构既然通归一人指挥，同事已从以往一百八十余人的场面，增加至三百余人。我觉得公文太多，一个人无法处理。于是函邀合川的孟及人来成都帮忙我看公文。及人同我一个办公室，我看的公文，是及人放在红色卷宗里的，件数不多，因此我能抽空到鲍文奎的研究室作研究。
此时用的人很多，但时进对于业务不太热心，每天在办公室写小品文、办农报并组织农民党，对于所长、副总督的职责，不过是在应卯而已。
我的公文既然有及人处理，我就专心把竞雄、文奎等同我做的研究成绩，陆续做成报告，在董所长两年任内，我们一共写了十几篇报告。有的是用英文写的，大多数都在美国刊登。论文的特色是：因为没有参考书，论文中没有引用参考文献，有的话是自己发表的论文或引用国内发表的论文。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农艺杂志发表一篇长达二十五页（印就的）的论文，该刊负责人要我汇七十余元（美金）去还欠款，我复信说：“我没有法子可想，一来太穷，二来没有法子汇。”他们只好以相赠的方式，免掉我们应补缴的欠款。是不是因为这些论文的发表，后来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选院士时，我被选上，若果然是的话，在此应当谢谢时进兄给我的写作机会，亦应当谢谢及人为我分劳的大功。
前面已提到过及人相貌堂堂，有“一品官的相”。所以到场长室来看我的人士，每每会误认，及人总是以手对我一指说：“那是场长。”及人帮忙到1943年春天。本来及人在合川分场工作，来时是技士职（旧任）。他在乡下时多，四川省政府在成都省城的人们，对于乡下的工作者每每歧视。在合川时，我们替他做呈文，要升他为技正（他的薪金已远超过技正所得），都未见批复。后及人来成都，我又几次写呈文替他催促，当时成都好多年轻比及人资浅的人都一个个的升上去了，而及人还没有升。有一次，我亲自呈文到建设厅，主管的人亲口向我说：“这是一件小事，决不成问题。”我同时也向胡厅长报告，胡厅长还请那位主管人来关照，但还是石沉大海似的，公文老没有下来。及人心中彷徨，于是在陕西水利委员会李仪祉先生那里找到了一个适当职位，1943年早春，就离蓉北去。十一年相处，亦弟亦友的伙伴，不能再朝夕在一起，我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及人走后，厅中才把及人升等的公文送来，马后炮当然放不响了。不久及人从西安到重庆，帮赵连芳先生的忙，后来又跟赵先生来台湾接收，转糖业公司服务一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