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南方的星空
作者：［澳大利亚］戴维·马洛夫 作 周小进 译
马洛夫在小说和诗歌两个领域内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主要小说有《约翰诺》（Johnno，1975）、《一种想象的生活》（An Imaginary Life，1978）、《飞去吧，彼得》（Fly Away，Peter，1981）、《哈兰的半亩地》（Harland’s Half Acre，1984）、《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忆起了巴比伦》（Remembering Babylon，1993）、《科洛溪边的谈话》（The Conversations at Curlow Creek, 1996），诗歌集有《灌木丛中的邻居们》（Neighbours in a Thicket，1974）等数十部。另有传记《埃德蒙斯通街12号》（12 Edmonstone Street， 1985），短篇小说集《轻而易举》（Child’s Play，1981）、《对极》（Antipodes，1985）、《梦》（Dream Stuff，2000）、《未讲述的故事》（Untold Tales，2000），以及评论作品等多种。马洛夫在澳大利亚久负盛名，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坛也有很高声誉。他曾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英联邦小说奖、IMPAC都柏林文学奖等，《忆起了巴比伦》曾获得布克奖提名。
马洛夫致力于在作品中探讨“居住在一个半球却继承了另一个半球的文化如何影响了澳大利亚的生活和地位”，因而常表现过去和现在、欧洲传统和新世界等重大主题，涉及种族之间、上下代之间、多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他的小说多描写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物，集中刻画两个性格、经历相差很大的人物，通过对比塑造人物、突出主题。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技巧上刻意求工，总体上给人一种典雅的感觉”。
马洛夫的短篇小说多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为背景，以诗歌的意象和笔法描写亚热带景物，且常常描述少年的成长经历，凸显文化冲突、文化定位、历史传统等主题。这里介绍的《南方的星空》选自《对极》，以细腻、诗意的笔触描写了一个移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烦恼、疑惑、冲动，通过上下两代人表现了新世界和旧文化之间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译者
教授一开始就是个绊脚石。我一直把他当作老人，就像我们总觉得父母是老人一样；不过那时候他最多不过五十出头。他个头不高，但强壮有力，手腕上长着不少黑毛，正是人们常说的“有女人缘的男人”——但那肯定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在别的国家。现在他一举一动都中规中矩，见面时要立正行礼、亲吻我们胖乎乎的小手，这是一整套行为规范的极端形式，我们的父母对此依恋有加，因为这套礼仪和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属于旧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年轻人就本能地排斥。教授有个“位子”——他给在职的学徒们教数学。这证明在新世界出人头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成事实。到这儿来之后，我们的父母医药或法律方面的从业资格毫无用武之地，只好做些体力活、到工厂里当工人，或者开一个脏兮兮的小店。但是我们——他们聪明的儿女们——可以杀回到安稳舒适的职业阶层。这一切令我们的父母伤心不已，然而，教授却带来了希望。父母希望我们把教授看成辉煌过去的代表，也希望我们看到，只要努力工作，再加上一点点运气或者上天的眷顾，我们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他总是我们家的贵宾。
“来，把这块蛋糕递给教授，”我母亲会这样说，把最大的那块蛋糕挑出来，涂上厚厚的奶油。“来，把这杯上好的冰啤送给教授，你可要规规矩矩地递给他，一丁点儿都不能洒。”这是在社区聚会上，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参加，六七家人带上一筐用草套套好的瓶装啤酒、可口的自制腊肠和白菜卷，一起到萨顿斯海滩去。那时候我六七岁，穿着编织游泳裤，光着脚丫小心翼翼地避开带刺的茅草，走到这位大人物和父亲身旁。他们穿着衬衫和吊带裤，悠闲自在地讨论着那些永无休止的话题。我父亲在旧世界当过律师，不过现在是沃尔康罐头厂的工人。他对哲学饱含激情，哲学以及贝多芬、马勒的音乐是令他激动的旅程，而教授则是他唯一的伙伴。搁浅在这个荒凉、原始的海滩之后，这就成了他唯一的慰藉。我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双手拿着啤酒举在胸前——啤酒已经洒了一点，金黄的日光落在我身上，父亲会大吃一惊，好像我是这个他从未认同过的地方的精灵一般。倒是教授知道我来干什么，他会说道：“哎呀，麻烦啦。谢谢你，小宝贝。也谢谢你好心的妈妈。安东，你的运气真不错。”这时我的父亲回到了现实中，他会笑一笑，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脖子上，我就会满脸通红、忸怩不安。
教授没有家人——至少在澳大利亚没有。他一个人住在自己设计的房子里。房子是用松木搭建的，和旧世界一样，与当地风俗不同的是，房子四周都是树——本地的树。还有一个游泳池，他每天要在那儿锻炼两次。我偶尔跟着父亲到他家门口，等他一起出门，有时候我隔着一扇玻璃门偷偷朝里望；不过，他从来没有正式邀请我们进去。单身汉可不招待客人。他总是客人，对我以及其他十几家的孩子们来说，他来做客，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礼貌：鞋子要擦得亮亮的，指甲要洗，头发要梳，领带要直，袜子也要拉上去，如果大人问学习怎么样或者玩什么游戏，要回答得清楚、准确，而且不许做鬼脸。
他就这样一直存在于我的童年，一直让人胆战心惊，让人沉重地想起前一个世界。他的家族在那里拥有一座城堡，而且母亲坚持认为，他在那儿曾是个真正的学者。
后来，社区里少数几个关系亲密的家庭搬到了远郊，互相失去了联系，我们这些孩子总算获得了解脱。现在附近没有人盯着，父母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以前在坚信礼那天，我们穿着正式的衣服，白色的领子和袖口都硬邦邦的，现在弟弟们也不再穿了。我们不用戴着沉重的圣章去参加考试，动笔之前也不用在布拉格圣婴像前面默默祈祷——我觉得圣婴的影响力不会延伸到昆士兰的布里斯班来。只剩下教授成为最后的纽带。
“我真希望教授来的时候，”我母亲常常抱怨道，“你尽量说话像个样子。元音啊！就算为了我吧，孩子，也为了你爸爸，你是我们俩的骄傲。”她一边说，一边想把我逮住。我已经十三岁了，光着脚，穿着卡其布短裤和旧T恤衫，在她怀里挣扎不休。“还有，鞋子得穿上，至少要穿双凉鞋，穿一件像样的干净衬衫。我可不想让教授觉得我们的儿子像个阿拉伯人。还有你的童子军腰带！还有，孩子，把你的头发梳一梳——听话啊！”
她亲了我一下，我还没来得及逃开。现在她用教授的眼光来看我，不禁大吃一惊：如果当初他们没离开旧世界，或者她和我父亲在新世界里对我严格一点，我也许还能成为一个衣着整洁、举止文雅的小绅士，可现在我哪里还有半点绅士样子呢？
事实上，我获得了连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成功，我把自己变得和学校里最粗野的伙伴们毫无区别。母亲有时候肯定觉得我再也没有重返文明的希望了，我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满口俚语，由于经常光脚走路，我双脚成了八字形，脚底皮肉粗厚。我任性妄为、我行我素，还因为我的父母而感到羞愧。这一点母亲是知道的，现在当着教授的面，该她感到羞愧了。为了宣布我的独立，或者在他们面前表示我根本不在乎，我使尽浑身解数把自己搞得粗野不堪，教授出现的时候，我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板着脸，嘴里喃喃不休。父亲往往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世界里，对我不加理睬，这次连他都看出来了。他大吃一惊，跟我母亲抱怨。母亲摇着头，哭了。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于是教授下一次来的时候，我更加肆无忌惮，千方百计要证明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小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