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奥尔罕·帕慕克访谈
作者：［英国］安吉尔·格丽尔昆塔纳 采访 邓中良杨绣文 译
帕慕克：常常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当我十八岁时，我用土耳其语写的一些诗发表了。但是之后我就停止了。我的解释是，我意识到诗人是上帝通过他说话的人。你必须为诗所控制。我曾经写诗试笔，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意识到上帝并没有与我讲话。我对此感到遗憾。然后，我试图想象——如果上帝通过我说话，他会说些什么呢？我开始非常细致、缓慢地试图把这个猜出来。那是散文写作，是小说写作。于是，我像办事员一样工作。其他一些作家认为这个表述有一点侮辱性。但是我接受了——我就像个办事员一样工作。
记者：你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写散文变得更容易些了吗？
帕慕克：很不幸，我不会这么讲。有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物应该进入一间房子，而我仍然不知道如何能让他进去。我也许有了更多的自信——有的时候这对我可能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那时你并不是在做试验，你只是写来到你的笔端的东西。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一直在写小说，这么说我应当认为我已经有了一点点提高了。然而，有时候，我仍旧会走到死胡同里——在我认为永远也不会出现死胡同的地方。一个人物进不到屋子里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三十年之后，依然如此！
把一本书分成若干章节，对于我的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在写小说的时候，如果我提前知道了整个故事的线条——大多数时候我是知道的——我把它分成许多章节，想出每个章节中我想要其发生的细节。我不必以第一章作为开始，按顺序写所有其他内容。当我卡住了时——对我来说，这不是件严重的事情，我会继续写任何引起我兴致的事。我也许会从第一章写到第五章，然后，如果我不喜欢，我会跳到第十五章，从那儿开始继续写。
记者：你是说你会提前筹划出整本书的内容吗？
帕慕尔：每一件事。比如说，《我的名字叫红》里面有好多人物。对于每一个人物我都分配了一定数量的章节。当我写作的时候，有时我想要继续“成为”众多角色之一。于是，当我写完有关希克尔（Shekure）的一个章节之后，可能是第七章吧，我跳到了第十一章，那里又是写她的了。我喜欢成为希克尔。从一个人物或角色跳到另一个会让人感到沮丧。
但是最后一章，我总是放到最后来写。那是肯定的。我喜欢取笑我自己，问我自己结尾应该是什么。我只能写一次结尾。到了最后，在结束之前，我停下来，重写大部分前面的章节。
记者：在你工作的时候有过读者吗？
帕慕尔：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读给与我一起生活的人听。如果那个人说，给我多看一点，或者说，给我看看你今天写的东西，我总是会很感激。不仅仅因为那提供了一点点必要的压力，而且这就像是父亲或母亲在你的背上拍拍说，干得好一样。偶尔，这个人会说，对不起，我不买这个。这也不错。我喜欢他们这样。
我总是会想起托马斯•曼——我的一个角色原型。他过去常常把全家聚拢在一起——他的六个孩子和他的妻子。他那时常常给他所有聚拢起来的家人读书。我很喜欢那样——爸爸讲故事。
记者：你年轻时想做一个画家，什么时候你对绘画的热爱让位给对于写作的喜好了呢？
帕慕尔：在二十二岁的时候。七岁起我就想要成为一名画家，我的家人也接受了。他们全都认为我会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家，但我头脑里却发生了点什么——我意识到一颗螺丝松了——我停止了绘画，立刻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
记者：一颗螺丝松了？
帕慕克：我也说不出这么做的原因。最近我发表了一本书，书名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其中一半是自传——直到那一时刻，另一半是有关伊斯坦布尔的文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伊斯坦布尔。这是对城市风景、印象和其中发生的神秘变化的思考之合成，是一个孩子对那座城市的感觉，是那个孩子的自传。书的最后一句写道：“‘我不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我说，‘我要成为一名作家。’”书中并未加以解释。尽管读整本书可能会给出一点原因。
记者：你的家人对你这个决定感到高兴吗？
帕慕克：我母亲感到心情不佳。我父亲对此则多一分理解，因为他年轻时就想成为一位诗人，他把瓦莱里的诗作译成土耳其语。但是当他所属的上层阶级圈子里的人嘲笑他的时候，他就放弃了。
记者：你的家人接受你做一名画家，但却不接受你做小说家吗？
帕慕克：是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不会成为一名专职画家。我们的家庭传统是土木工程学。我祖父是土木工程师，他修铁路赚了好多钱。我的叔叔伯伯们和我的父亲失去了这些钱，但是他们都去了同一所工程学校——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他们也期望我去那儿。我说，好吧，我去。但是因为我是家中的艺术家，他们觉得我应该成为一名建筑师。这似乎是一个令每个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于是我就去了那所大学，在建筑学校学习期间，我突然停止绘画，开始写小说。
记者：当你决定放弃建筑学的时候，在你头脑里已经有了第一部小说的轮廓了吗？那是你决定那样做的原因吗？帕慕克：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知道要写什么之前，我就想要成为一名小说家了。实际上，当我开始写的时候，我有过两三次不适当的开始。我仍旧有当时的笔记簿。但是过了大约6个月之后，我开始策划一部重要小说的方案——即后来出版的《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记者：这个还没有被译成英文。
帕慕克：它实质上是家族传奇——像《福尔赛世家》或托马斯•曼的《博登布鲁克斯》一样。小说完成后不长时间，我就开始后悔写了一些这么过时的东西，写了真正是一本十九世纪的小说。我后悔是因为大约在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我开始规定我自己应该成为一名现代作家。小说最终出版的时候，我三十岁了，我的写作已经变得更加具有实验性。记者：当你说你想要更加现代，更具有实验性的时候，在你头脑里有模型吗？帕慕克：在那时候，对我来说，伟大的作家已经不再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或者托马斯•曼了。我心中崇拜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克纳。现在我会把普鲁斯特和纳博科夫加到那个单子上。
记者：《新生活》开篇第一句话是：“一天我读了一本书，我的整个生命由此都改变了。”有过给你这样影响的书吗？
帕慕克：在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喧嚣与骚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买了一本企鹅版的。我很难理解它——尤其是用我糟糕的英语，但是有一本非常好的土耳其语译本。于是我把土耳其语和英语版本的书一起放在桌子上，一本书上读半段，再转到另一本书上读。那本书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余留下来的是我后来加以发展的那个声音。很快我就以第一人称单数开始写作了。大部分时间里，当我扮成另外某个人的时候，比起用第三人称写作，我感觉会更好些。
记者：你说花了好多年的时间，你的第一部小说才得以出版吗？
帕慕克：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文学界的朋友。在伊斯坦布尔，我不属于任何文学团体。我第一本书要发表，惟一的途径是把书稿交给土耳其为尚未出版的手稿举办的文学竞赛。我就去了，并且获了奖。书稿将由一个规模较大的、很好的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土耳其经济困顿。他们说，好，我们会给你一个合同。但是他们却延迟了小说的出版时间。
记者：你的第二部小说出版得容易些——更快些吗？
帕慕克：第二本书是政治性的，不是宣传性的。在我等待第一本书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它了。我花了大概两年半的时间写那本书。突然，在一天夜里发生了军事政变。那是在1980年。第二天，约定出版第一本书《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的出版商说，虽然我们有合同，他还是不打算出版它了。我意识到即使我完成了第二本书——这本政治性书籍——那时候，在五六年内也出版不了——因为军方不会允许。如此说来，我的想法是以如下方式发展的：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我说我打算做个小说家。我写了七年，希望在土耳其发表点什么……结果却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几乎三十岁了，没有发表出任何东西的可能了。在我的一只抽屉里仍旧放着没有完成的政治小说的二百五十页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