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奥尔罕·帕慕克访谈

作者:[英国]安吉尔·格丽尔昆塔纳 采访 邓中良杨绣文 译




  书中大多数的人物和地点都是基于真实的原型。例如,地方报纸卖二百五十二份是真的。我去卡尔斯的时候随身带了一部相机和录像机。每一样东西我都拍摄,然后我回到伊斯坦布尔,把它给我的朋友们观看。人人都认为我有点发疯了。还有其他真的发生过的事情。像我所描述的同小报编者的对话。他告诉卡前一天他做了什么。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透露说,他听了警察的步话机,警察一直在跟踪卡——那是真的。他们也跟踪我。
  当地方新闻节目主持人让我上了电视,他说,我们著名的作家在为国家报纸写一篇文章——那是非常重要的事。市政选举就要举行了,于是卡尔斯的人们纷纷对我敞开了大门。他们全都想要对国家的报纸说点什么,让政府知道他们是多么穷困不堪。他们并不知道我要将他们置于小说之中。他们以为我要把他们置于文章内,我必须承认,尽管我真的想到了也要写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这样做我还是显得有点玩世不恭,有点残忍。
  四年过去了,我来来去去了几回。那里有一间小小的咖啡店,我偶尔会去那里写作和记笔记。我有一个摄影师朋友——是我邀请他同我一道去的,因为在落雪的时候,卡尔斯是个美丽的地方。他在这家小咖啡店里无意中听到一番谈话。当我在记一些笔记的时候,人们互相谈论着,说道,他在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已经三年了,足可以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了——他们理解我。
  记者:对这本书的反应怎么样?
  帕慕克:在土耳其,保守主义者——或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和现世主义者感到心烦意乱。不过还没有达到禁止这本书或者伤害我的程度。但是他们不高兴,并把这种心情在国家日报上写了出来。现世主义者不高兴,因为我写到了,在土耳其,做一个世俗的激进分子的代价就是你忘记了你也必须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在土耳其,现世主义者的力量来自军队。这毁掉了土耳其的民主和宽容的文化传统。一旦军队如此频繁地介入政治文化,人民就会失去自信心,从而依赖军队去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人们常常会说,这个国家及其经济真是一团糟,让我们召集军队来将其收拾好。但是正当他们清理的时候,他们也就这样毁灭了宽容的文化传统。许许多多嫌疑犯受到折磨,十万人被关进监狱——而这又为新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大概每十年就会又发生一次政变。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对现世主义者表示谴责。他们也不喜欢我把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当作人来描写。
  对政治感兴趣的伊斯兰教徒也不高兴,因为我写到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结婚之前就有了性活动——这是那种简单化的事情。伊斯兰教徒总是怀疑我,因为我并不是从他们的那种文化中走出来的。因为我具有更加西方化、更加不受约束的语言、态度,甚至手势。他们有其自己的表征问题,他们问:无论如何,他怎么能写我们呢?他并不理解。我把这个也写进了小说。
  但是我并不想加以夸张。我幸存下来。他们全都读这本书。他们也许会愤怒,但这是他们按照本来的样子接受了我和这本书的一种表示,是他们态度变得更加自由的迹象。人们对卡尔斯的反应也不一致。有些人说,是的,那就是事情本来的样子。而其他人,常常是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对于我提到亚美尼亚人感到紧张不安。例如,那个电视节主持人把我的书放进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黑色包裹里面寄给我,并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是在为亚美尼亚人作宣传——当然,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我们拥有的民族主义文化是如此的狭隘。
  记者:这本书会成为在拉什迪意义上出名的一个原因吗?
  帕慕克:不,根本不会。
  记者:这是一本凄凉、悲观得可怕的书。全书中仅有的能够听从各方观点的人——卡,在最后被所有的人看不起。
  帕慕克:也许我在把我置身于土耳其小说家的位置戏剧化地描述出来了。尽管他知道他受人鄙视,他还是喜欢自己能够与每个人保持对话。他也有非常强烈的生存本能。卡之所以受到鄙视,是因为人们把他看作是西方的间谍,这也是人们许多次说我的话。关于书中的凄凉,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幽默是从中脱身而出的一种方式。当人们说它凄凉的时候,我问他们,难道它不有趣吗?我想在其中有许多幽默。至少那是我的本意。
  记者:你对于小说的执着追求使你陷入了麻烦。可能还会使你有更多的烦恼。这意味着切断情感上的联系——这是很高昂的代价。
  帕慕克:是的。但是这是件奇妙的事情。当我旅游的时候,并不是独自一人在伏案写作,则过了一会儿我就觉得有点沮丧。当我在屋子里一个人闭门造车的时候,我会觉得愉快。不只是由于我为之献身的艺术或技艺的关系,更因为我执着于独自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面。我继续这样做下去,相信我现在写的东西有一天会发表出来,让我的白日梦变成现实。在备齐上好的纸张和自来水笔的桌子边坐定的时候,我需要一些孤独的时光——就像一些人为了他们的健康需要一些药片一样。我执着于这样的习惯。
  记者:那么,你写作是为谁呢?
  帕慕克:当生命变得更短暂的时候,你就会更经常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已经写完了七部小说。在死去之前,我愿意再写出七部来。但是那个时候,生命是短促的。更进一步地享受生命怎么样呢?有时候,我不得不真的强迫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就像我说的那样,独自在屋里面是天性使然。第二,我身上有一种几乎是男孩身上特有的那种竞争的一面,我想要再写出一本好书来。对于作者的永恒我是越来越不相信了。二百年以前写的书我们已经读得很少了。形势变化这么快,可能现在的书会在一百年后就被忘掉了。这些书之中,人们还要拿来看的将会是寥若晨星。在二百年后,也许现在写的有五本书还会具有生命力。我能确定我在写那五本书中的一本吗?但是那是写作的意义吗?为什么我要担心在二百年之后是否还会有人读它们呢?我不应该担心如何能活得更长久些吗?我需要在将来还会有人看我的书这样的安慰吗?我想着所有这些事情,我继续写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从未放弃。相信你的书会在未来还有影响是你在今生惟一能获得的快乐的安慰。
  记者:你是土耳其卖点最好的作家。但是你在国内卖书的数量已被在国外的销售超过了。你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在你写作的时候,你考虑过一个更广大的具有全球性的读者群吗?你现在是在为不同的读者写作了吗?
  帕慕克:我意识到了我的读者不再只是国内的。但是甚至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也会有更广大的读者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父亲过去常常在他的一些土耳其作家朋友背后说他们“仅仅对国内的读者讲话”。意识到一个人的读者们的身份——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会很成问题。现在我也无法避免这个问题了。我的上两本书在全世界平均拥有超过五十万读者。我不能否认我意识到了他们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我从未感觉到我在做什么来使他们满意。我也认为如果我那样做的话,他们是会感觉得到的。从一开始我就已经把这个作为我的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感觉到了读者的期待,我就会逃掉。甚至我的句子的写作,我让读者对某些东西有所准备,然后,我让他们感到吃惊。可能这就是我喜欢用长句的原因吧。
  记者:对于大多数土耳其人之外的读者来说,你写作的独创性特征与你的土耳其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你是如何辨别出你的作品是具有土耳其情境的呢?
  帕慕克:有一个问题——哈罗德•布卢姆称之为“影响的焦虑”。像所有作家一样,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有这种心理。在我刚刚三十几岁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可能会过多地受到托尔斯泰或是托马斯•曼的影响——在我的第一本小说中,我就追求那种从容优雅的贵族式的散文。但是最终我想到了:尽管就我的写作技巧而言,我或许是从别处派生出来的,而事实上我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运作着,而这里离欧洲那么遥远——或者至少当时看上去是这样——并且我还是试图吸引如此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氛围中的、与我们如此不同的读者,那将会赋予我独创性特征,即便这很轻而易举就赢得的。但是这也是一份需要吃苦耐劳的工作,因为这种技艺并不是那么容易移植的或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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