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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访谈
作者：［英国］安吉尔·格丽尔昆塔纳 采访 邓中良杨绣文 译
奥尔罕•帕慕克于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他一直在那里生活。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他的家族在铁路建设中赚得了大笔资金。帕慕克上的是罗伯特学院——城市里的精英阶层人士家庭的孩子接受世俗的西式教育的地方。他早年喜爱视觉艺术，但是进入大学之后他学的是建筑学。他决定他要开始写作。他现在是土耳其最受欢迎的作家。
他的第一部小说，《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于1982年出版，随后又出版了《寂静的房子》（1983），《白色城堡》（1985/1991年出英译本），《黑书》（1990/1994），和《新生活》（1994/1997）。在2003年，帕慕克以其作品《我的名字叫红》（1998/2001）获得了国际英帕克都柏林文学奖。这部侦探小说描写在十六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发生的谋杀案，故事是由多个人物叙述的。这个故事探索了他的小说的主要题材——在一个横跨东西方的国家中身份的错综复杂性，兄弟之间的争斗，美的价值与创造的价值，以及文化影响的焦虑交叠存在。《雪》（2002/2004）集中描写了宗教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这是他的第一部正视当代土耳其政治极端主义的小说。即使在国内对这部小说也存在着观点分歧，但是它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国外的地位。帕慕克最近的书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3/2005），是对他自己孩提和青年时代以及他由来的地方之双重描绘。
这一奥尔罕•帕慕克访谈录是由在伦敦的两次长时间会面以及通信方式而进行的。第一次谈话是在2004年5月《雪》在英国出版时进行的。为了这次会见，预定了一个特殊的屋子——是在宾馆地下室的公用空间，那里有日光灯照明，空调机嗡嗡作响的房间。帕慕克到了，他上身穿一件黑色的灯心绒夹克，里面是淡蓝色的衬衫，下身穿一条黑色的便裤。他说，“我们要是死在这儿，没有人会发现。”我们退到旅馆门廊里一个安静、舒适的角落——在那里，我们谈了三个小时，仅仅在喝咖啡和吃鸡肉三明治的时候才暂时停顿下来。
在2005年4月，为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出版事宜，帕慕克又回到了伦敦。我们坐在旅馆门廊的同一个角落里谈了两个小时。开始时，他似乎有些勉强——这是有原因的。两个月之前，在瑞士报纸《每日消息》的一次采访中，他谈到了土耳其，“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这个土地上惨遭杀害。除了我，没有人敢说及此事。”这番话在土耳其民族主义报刊上引起了一场无情的反对帕慕克的运动。毕竟，土耳其政府坚决否认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并且设置严格的法律条文来限制人们讨论正在进行的库尔德冲突。帕慕克拒绝谈论要作公众记录的争论，希望它很快消失。然而，在8月，帕慕克发表在瑞士报纸上的谈话导致了他被起诉——根据土耳其刑法301/1款，公开诋毁土耳其人身份可以被判处长达三年的监禁。尽管国际新闻界义愤填膺地对他的案件给予报道，并且欧洲议会和国际笔会成员对土耳其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本杂志在11月中旬付印后，帕慕克仍被安排在2005年12月16日接受审判。
——安吉尔•格丽尔昆塔纳
记者：对于被采访你感觉如何？
奥尔罕•帕慕克：有时候，我感到紧张，因为对一些不得要领的问题我会给出很愚蠢的答案。在土耳其人和英国人那里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的土耳其语很糟糕，会说出一些愚蠢的句子来。在土耳其我更多地是因为一些采访被攻击，而不是因为我的书才受到指责。在那儿写政治性的辩驳文章的人和报刊专栏作者并不读小说。
记者：在欧洲和美国，对你的书籍的反应一般说来是肯定的。在土耳其，你受到了什么样的评论呢？
帕慕克：现在，好年头儿已经结束了。当我发表第一本小说的时候，上一代作家正渐趋消失，于是我受到了欢迎——因为我是一个新作者。
记者：当你说上一代的时候，你的头脑里面出现的是谁呢？
帕慕克：是那些感觉到社会责任的作家，感觉到文学是为道德和政治服务的作家。他们绝对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实验主义者。像那么多贫困国家的作者一样，他们试图去为国家效力，浪费了自己的才华。我不像他们一样，因为甚至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了福克纳、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普鲁斯特——我从来也没有追求过斯坦贝克和高尔基的社会现实主义模式。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已经开始过时了，于是作为新生代的作者，我受到了众人的欢迎。
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当我的书籍卖到了在土耳其没有谁曾经梦想到过的数量的时候，我与土耳其新闻界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时代也就结束了。从那时起，批判性的意见大多是针对宣传和销售的，而不是针对书籍内容的。现在，不幸得很，我所作的政治性评论使我臭名昭著——其中的大多数是从国际访谈中摘选过来的，由一些土耳其民族主义新闻工作者的无耻地操纵，使我看上去比我实际上更加激进，在政治上更加愚蠢。
记者：这么说，对于你的名望的反应是带有敌意的了？
帕慕克：我强烈要表示的观点是，这是对于我的销售数量和政治评论的一种惩罚。但是我不想继续说这个了——因为听上去我好像颇具攻击性。我也许使整个事件给人以错误的印象。
记者：你在哪里写作？
帕慕克：我总是认为你睡觉或者你与伴侣分享的地方应该与你写作的地方分开。不知为什么，家里的日常活动及其细节会扼杀人的想象力。他们会杀死我体内过人的技艺。居家沉闷的日常工作使得人们对于其他世界——想象力需要在其中运作的地方的渴望渐渐消失。于是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家外面的地方有一间办公室或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我在里面工作。我总是有不同的公寓。
但是从前，当我的前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在美国度过了半学年的时间。我们住在给已婚学生居住的公寓里，没多大地方。于是我不得不在同一个地方睡觉和写作。让人想到家庭生活的物品到处都是，这让我感到心烦意乱。早晨，我常常像上班的人一样与妻子道别。我离开房子，沿着几个街区行走，像一个人到达了办公室一样回来。
十年前，我发现有一个公寓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能看到老城的风景——可能是伊斯坦布尔最美的风景之一。那儿离我住的地方步行大约要花二十五分钟。里面满是书籍，我的书桌正对着美丽的景色。平均每天我在那里度过大约十个小时的时光。
记者：一天十个小时？
帕慕克：是的。我是一个工作努力的人。我喜欢这样。人们说我有野心，也许这话也不无道理。但是我爱我做的事。我喜欢坐在书桌边，就像一个孩子在玩玩具。从根本上说，这是工作，但其间也充满了乐趣，也是游戏。
记者：奥尔罕——在《雪》中与你同名的人，故事的叙述者，把自己描述成每天在同一时间坐下来的办事员。你对于自己的写作有同样的约束吗？
帕慕克：与在土耳其传统中备受推崇的诗人相对比，我是在突出小说家的办公室职员的性质。做一名诗人是受人欢迎、受人尊敬的事情。多数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和政治家都是诗人。但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诗人。几百年来，这是一种建立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途径。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过去常常以手稿形式收集诗作，被称作阿拉伯语诗集。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宫廷诗歌被称作阿拉伯语诗歌。有半数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都创作阿拉伯语诗歌。这是运用许多规则和程式写作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受过教育的人的写作方式——非常传统，回环往复。西方思想传到土耳其以后，这种遗产与诗人作为为真理而被焚身的浪漫的现代思想整合了起来。这给诗人的声望又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分量。另一方面，小说家基本上是通过他的耐心，像蚂蚁一样，缓慢地在他的路上行走的人。小说家给我们深刻印象的，不是他超凡、浪漫的想象力，而是他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