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奥尔罕·帕慕克访谈
作者：［英国］安吉尔·格丽尔昆塔纳 采访 邓中良杨绣文 译
记者：在军事政体下，是什么使你的小说不能发表呢？
帕慕克：书中的人物都是年轻的、属于上层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会去避暑胜地，他们拥有很宽敞的、华丽精致的房子，他们喜欢做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会斗争，会彼此留意提防对方，并且图谋去炸死首相。
记者：有钱的革命圈子中的人吗？
帕慕克：上层阶级的年轻人，身上有着有钱人的种种习惯，假装成极端激进分子。但是我并不是在做关于那些人的道德上的评判，而是以某种方式，我在使我的年轻时代理想化。对着首相扔炸弹的主意就足以使这本书受到查禁了。
但是我没有写完。当你写书的时候，你会做出些改动。你不能再设想同样的人物了。你不能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了。一个作者写的每一本书代表了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人的小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人精神发展的里程碑。于是你不能回头了。一旦小说的弹性失掉了，你就再也不能改变它了。
记者：当你试验各种思想的时候，你怎样选择你的小说的形式呢？你是以一个意象，以第一个句子开始吗？
帕慕克：没有不变的公式。但是我不写两部同一样式的小说。我努力地改变每一样东西，有这么多读者告诉我，我喜欢你的这部小说，真遗憾你不能把其他小说写成那样，或者，我从来也不喜欢你的小说，直到你写了那一部，我听到这个，尤其是关于说《黑书》的话——这就是那些读者这么对我说的原因。事实上我不愿意听到这些话。试验小说的形式、风格、语言、语气和角色，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每一本书是有趣的事，是一种挑战。
我的小说题材的来源可能会是各种各样的。关于《我的名字叫红》，我想要写我想成为画家的雄心壮志。我有个错误的开头，我开始写的是聚焦在一名画家身上的专题性的小说。之后，我把这个画家改换成为在一个画室里一起工作的形形色色的画家。观念变了，因为现在有其他画家说话了。起初我考虑的是写关于一个当代画家的故事，但是之后我想这个土耳其画家可能太具有派生性了，受到了西方过多的影响。于是我回溯到过去，去写细密画画家。这就是我发现题材的始末。
一些题材也必须要有一定形式的创新或是讲故事的策略。例如，有时候，你刚刚看到某个东西，或读到了什么，或看了一场电影，或是在报上读了一篇文章，然后你就想，我要让一个土豆或是一只狗，一棵树说话。一旦你有了这个想法，你就会开始构思小说匀称和连续性的问题。你就会感到，好极了，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个。
最后，有许多年我都在想一些事情。我也许会有一些想法，然后我把它们告诉我亲近的朋友。我保存了许多笔记，给我也许会有可能写的小说作准备。有时候，我并不写它们，但是如果我打开笔记本，开始做笔记的时候，可能我会写那本小说，这样，当我完成一本小说的时候，我的心可能会放在这些方案中的一个上面。写完一本小说两个月之后，我就会开始写另一本。
记者：许多小说家从来也不讨论正在写的作品。你也会保密吗？
帕慕克：我从不讨论那个正在写的故事。在正式的场合中，当人们问及我在写什么，我有一个现成的句子回答：一个发生在当代土耳其的小说。我会与很少的几个人说——仅仅当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时候，我才会讲。我所做的是谈论一些把戏——例如说我要让一片云讲话。我喜欢看人们是如何对它们做出反应的——这是孩子所特有的心态。在写《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时候，我做了许多这样的事。我的思想像是一个小小的玩耍的孩童的——想要向他的爸爸显示出他有多么聪明。
记者：把戏一词有贬义色彩。
帕慕克：你是以一个把戏开始，但是你相信它具有文学和道德上的严肃性。最后，它变成了严肃文学的发明创造，变成了文学宣言。
记者：评论家们经常标榜你的小说具有后现代特质。然而，对于我来说，你的叙事谋略的来源却主要是属于传统的。例如你从《一千零一夜》和其他东方传统的经典文本中引用了一些东西。
帕慕克：那开始于《黑书》——虽然早些时候我已经读过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作品了。在1985年我偕妻子去了美国。在那里我首先就遇到了美国文化的异常的丰富和杰出。作为一个想要建立自己作家身份的、来自中东的土耳其人，我感到受到了当头棒喝。于是我退缩了，回归到自己的“根”部。我意识到我这一代人必须要创作出现代的民族文学。
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让我获得了自由。传统伊斯兰教文学的内涵如此反动，如此具有政治特征，并且它们被保守主义者以如此老套、如此愚蠢的方式加以利用，我从来也想不出我能对那些材料做些什么。但是一旦当我置身于美国，我就意识到我能够以卡尔维诺式的或是博尔赫斯的心情回溯到那些材料中去。我必须从分清伊斯兰文学的宗教内涵和文学内涵开始，这样我才能够轻而易举地挪用它的众多游戏、机关、以及寓言的财富。土耳其有着高度精美的装饰性文学传统，既错综复杂，又雍容华丽。但是在那个时候，负载着社会使命的作家掏空了文学中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内容。
有许多寓言在各种各样的口头故事传统中被重复着——中国、印度和波斯的。我决心利用它们，把它们设置在当代的伊斯坦布尔之中。这是一个试验——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一起，就像是达达主义者的拼贴画。《黑书》就具有这样的性质。有时候所有这些原始资料熔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些新的东西也就随之出现了。所以我把所有这些改写的故事设置在伊斯坦布尔，加上侦探的情节，于是《黑书》就出来了。但是它的源头上却是极盛的美国文化和我对于称为严肃的实验派作家的渴望。我不能写关于土耳其问题的社会评论——我被它们吓住了。于是我必须试验其他的东西。
记者：你曾经对通过文学来作社会评论感兴趣吗？
帕慕克：没有过。我是在对老一代小说家作出反应，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我是带着应有的非常尊敬的态度说这个的，但是他们的题材范围非常狭窄，很狭隘。
记者：让我们回到《黑书》以前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产生写作《白色城堡》的灵感的？在这第一本书中你采用了一个主题，而且这个主题在所有后来的小说里都贯穿始终——即扮作他人。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念头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你的小说中呢？
帕慕克：这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事情。我有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哥哥，他比我大仅仅十八个月。从某方面来说，打个比方吧，他相当于我的父亲——我的精神分析方面的父亲。是他成为改变了的自我，成为权威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又具有相互竞争、相互友爱的同志关系。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中，我广泛地写到过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我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男孩，擅长足球，热心于各类游戏和比赛。在学校里，他做得非常成功，比我更出色。对于他，我有点妒忌，他对我也是如此。我们的一位长者说他是一个通情达理、负责任、可信赖的人。当我注意游戏的时候，他却注意到规则。我们总是在比赛、竞争。我想象着我变成了他——诸如此类的事情。这就为我设置了一个模型。羡慕、妒忌——对于我来说，这些是我内心深处的主题。对于我哥哥的力量或者他的成功会在多大程度上使我受到影响，我总是感到有些忧虑。这是我精神世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我让自己与那些感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知道那些感情挺糟糕，于是我就用一个文明化了的人的决心来与它们进行战斗。我不是说我是妒忌的牺牲品，例如，在《白色城堡》中，两个主人公之间几乎是施虐受虐狂般的关系是以我和我哥哥的关系作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