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奥尔罕·帕慕克访谈
作者：［英国］安吉尔·格丽尔昆塔纳 采访 邓中良杨绣文 译
记者：你相信，土耳其东西方的冲力之间恒久的对抗，会平和地得以解决吗？
帕慕克：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土耳其不应该为拥有分属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两种精神、拥有两种灵魂而感到焦虑。精神分裂症会使你变得更加聪明。你也许会失去你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所以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你不应该为你的精神分裂症感到忧虑。如果对于你的一部分过分担忧，你就会扼杀掉你的另一部分，你会最终只剩下单一的精神世界——这比有这种疾病更为糟糕。这是我的理论。我试图在土耳其的政治上，在土耳其要求国家应该有始终如一的精神的那些政治家们中间传播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始终如一的精神或者应该属于东方或西方，或者是民族主义的。我对于那种一元论的观点持批判态度。
记者：在土耳其那些是如何被记述的呢？
帕慕克：民主的、自由的土耳其的思想建立得越多，我的想法被接受的也就会越多。只有以这种眼光，土耳其才会加入欧盟。这是与民族主义作斗争的一种方式，这是同 我们针对 他们这样的花言巧语作斗争的一种方式。
记者：然而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中，在以浪漫的手法描述这个城市的那种方式之中，你似乎是在哀悼奥斯曼帝国的消亡。
帕慕克：我并不是在哀悼奥斯曼帝国。我是一个主张西化的人。我很高兴西方化的进程发生了。我只是在批评统治阶级精英——即官僚主义和经济新贵构想西方化的狭隘方式。他们缺乏必要的、用自己丰富的符号和程式创造出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心。他们不去努力创造会成为东西方有机结合体的伊斯坦布尔文化；他们仅仅是把西方和东方的东西放在一处。当然，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奥斯曼文化是存在的，只是它正在一点一点地消逝。他们一定要做而又不可能做得足够多的，就是发明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文化——将会是东方的过去和西方的现在的结合体，而不是模仿。我想要在我的书里面做同样的事情。可能新的一代会做这件事。进入欧盟不会毁坏土耳其的个性特征，只会使它繁盛起来，赋予我们更多的自由和自信去创造出新的土耳其文化。盲目地效仿西方或者盲目地模仿古老的已经消亡了的奥斯曼文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这些事情，你必须做点什么，对于归属于它们之一的问题不应该怀有太多的忧虑。
记者：然而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里，你似乎的确认同于外国以及西方对于你自己城市注目。
帕慕克：但是我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西方化的土耳其知识分子能够与西方的注视协同一致——伊斯坦布尔的缔造是一个与西方相认同的过程。总是存在着这种二叉分式的分歧，你能够很容易地认同西方的愤怒。每个人都是在有的时候是西方人，有的时候是东方人——事实上经常是两者的结合体。我喜欢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土耳其从来都不是殖民地，所以对于土耳其的浪漫化描绘从来也不会成为土耳其人的问题。西方人不会以羞辱阿拉伯人或印度人的方式来羞辱土耳其人。伊斯坦布尔仅仅被侵略了两年，敌人的船只像他们来的时候一样离开了这座城市，因此这在民族的精神上并没有留下深深的伤痕。留下深深伤痕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消亡，所以我没有那种害怕西方人会轻视我的忧虑或感觉。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因为土耳其人想要西方化却不能有长足的进展，从而留下了我们不得不讲出来的文化上的自卑感，偶尔可能我也会有这种感觉。这就构成了一种威胁。
另一方面，这些伤疤不像被侵占了二百年，被殖民化了的其他国家那样深。土耳其人从未受到过西方列强的压制。土耳其遭受的压制是自己加上去的。我们抹去自己的历史，因为它是讲究实际的。在那种压抑之中有一种脆弱感。但是那种自己施加的西方化也带来了孤立。印度人面对面地看到压迫他们的人。土耳其人却有些奇怪地同他们竭力效仿的西方世界相脱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当一个外国人进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希尔顿大酒店逗留的时候，所有的报纸上都会提及此事。
记者：你相信有一种经典，或者那种经典应该存在吗？我们已经听说过西方的经典，但是有关非西方的经典怎么样呢？
帕慕克：是的，有另一种经典存在。它应该被加以探索、发展、分享、批评，然后为人们所接受。现在，所谓的西方经典已经土崩瓦解。光荣的篇章到处都是，却没有将它们聚拢起来的愿望。从波斯经典著作，到所有的印度、中国、日本篇章，凡此种种都被批判性地掂量过。就如现在一样，经典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才就是扩散和沟通的中心。
记者：小说是非常西方化的文化形式。在东方的传统中有这种形式的位置吗？
帕慕克：现代小说是从史诗形式中分离出来的，基本上是一种非东方的东西。因为小说家是不属于一个团体的，他不会分享团体的基本的本能，他会用不同于他所经历的那种文化来思考和判断。一旦他的观念与他的所属的团体产生分歧，他就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不合群的人。他的文本的丰富性源于他使用的那种外人的窥淫癖似的眼光来看待世事。
一旦你养成了像那样看待世界的习惯，并以这种方式来写作，那么你就会有从这个团体中游离出去的渴望。这就是在《雪》中我思考的模型。
记者：《雪》是已经出版的最具有政治特征的小说。你是如何构想出来的呢？
帕慕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土耳其有了声望。有一次，在反对库尔德游击队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年长的左派作家和新生的现代自由主义者想要我帮助他们签署请愿书——他们开始请我做一些与我的作品毫不相干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事情。
很快当局就拉开了反击的帷幕，进行人格的诋毁。他们开始谩骂我。我非常愤怒。过了一阵儿，我就在想了，倘使我写一部政治小说，在其中探索我自己精神上的困境——来自中上层阶级家庭，却又感到自己对那些没有政治代表权的人负有责任。我相信小说的艺术。很奇怪，那怎么就使你变成了一个局外人。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会写一部政治性的小说。于是，一写完《我的名字叫红》，我马上就开始着手写它了。
记者：为什么你要把故事设置在卡尔斯的一个小镇上呢？
帕慕克：因为在土耳其，众所周知，它是最冷的城镇之一，也是最贫穷的地方。八十年代早期，一份重要报纸的整个头版都是描绘关于卡尔斯的贫困情况的。曾经有人估算过，你能用大约一百万美元就可以买下整座城市。当我想要去那儿的时候，政治气候让我难以成行。在城市附近居住的大多是库尔德人，但是市中心却是从阿塞拜疆、土耳其以及所有其他地方的库尔德人的混合居住区。过去常常也有俄国人和德国人。那里也存在着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有什叶派和逊尼派。土耳其政府开展的反对库尔德游击队的战争如此激烈，作为一个游客去那里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完全不可能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去那儿。于是我请一个报纸的主编帮我联系到一张报界通行证去造访这个地区。他很有些影响力。他亲自打电话给市长和警局长官，让他们知道我要来了。
我一到就去见市长，并且同警察头目握手，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大街上把我带走了。真的，一些不知道我在那儿的警察的确把我抓住带走了，可能想要拷打我。我立刻报出我的名字——我认识市长，我认得警局首要人物……我是一个可疑人物。因为即使从理论上讲，土耳其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在大约1999年以前，任何一个外来人过去都常常被看成是可疑分子。好在现在事情要容易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