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一生一次

作者:佚名




  第二天清晨,我家的窗户前挂满了冰柱,积雪也有一英尺厚。由于昨天晚上太累了,我们没有继续等甜点,但在早餐时它与面包片、茶一起出现在餐桌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在烤炉前帮忙混合、制作的甜点现在已经变得又凉又滑,但你却一碗接一碗狼吞虎咽地吃着,你母亲怕你吃坏了胃,最后只好把它移走。早餐后,我俩的父亲拿起锹去铲雪。风停的时候,我也被允许到外面去。通常我会自己堆雪人,我父母常常说我堆的雪人又瘦又不平衡,当我要胡萝卜时,他们常说我是浪费食物。但那次你也加入了,用你赤裸的双手捧起雪,认真地研究着,自从你来到这儿,我第一次看到你如此快乐。你把雪团成个雪球向我投过来,我很巧妙地避开,然后也向你投过去,雪团打在你的腿上时,我才意识到你脖子上挂着相机。
  “我投降,”你说道,举起了你的手臂。“真美呀!”你看着草坪四周,又说道,雪使草坪变得焕然一新。我有一种受到恭维的感觉,尽管我和天气并没有什么关系。你开始向树林走去,我心里有些犹豫。你说你想在那里给我看点什么东西。树林中光秃秃的枝丫被积雪覆盖着,在晴朗的、湛蓝色的天空映衬下,似乎显得并没有多少神秘,似乎很安全,我没去想那个在森林中迷失、至今还没找到的男孩。你一次又一次停下来拍照片,从不让我摆出照相时的姿势。我们走了很远,直到我听不见铲雪的声音,再也看不见我家的房子。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你正在做什么,你蹲下扒开雪,雪下面露出一块石头,我看到那是一块墓碑。你又扒开雪,一排墓碑平躺在地上。我开始帮你,起初用我戴着棒球手套的双手扒,接着用我的整条手臂。这些墓碑属于西蒙一家六口。“他们都在一起。”你说道,“母亲,父亲,四个孩子。”
  “我从不知道这些。”
  “我觉得没人知道,当我第一次发现它们时,它们埋在树叶下面。最后去世的一个是爱玛,是在1923年去世的。”
  我点点头,为这人的名字与我相似而感到心烦意乱,我想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类事情。
  “这让我希望我们不是印度人,如果那样该多好,我母亲可以埋葬在某个地方。但她却让我们答应她,到时候把她的骨灰撒在大西洋里。”
  我迷惑地看着你,你于是继续解释说她得了乳腺癌,并且已经扩散。那就是你们离开印度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治疗,事实上只能顺其自然了。在印度大家都知道她要死了,而如果你们继续待在那里,朋友、亲戚会不可避免地在你们美丽的公寓里,围在你母亲身边,徒劳地想保护她,试图使她从某种无法逃避的事情中解脱出来。你母亲不想被这种关注所窒息,不想让她的父母亲眼目睹她怎样慢慢凋零,于是让你父亲搬回美国。“她现在正在麻省总医院治疗,就是在我父亲经常说的带她出去看房子的时候。春天她将接受手术治疗,但只能让她多活一点时间。她不想让这里的人知道这事,直到她去世。”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就像被你在脸上重重打了一下,我哭了起来。起初泪水无声地从我几乎冻僵的面颊上滑落,接着我抽泣起来。在你面前我变得很丑,在寒冷中我流起鼻涕来,眼睛也变红了。我站在那里,用手擦着眼泪,为你看到了我的可怜相而苦恼,尽管你在你的一生中从未给我拍一张照片。我害怕你举起相机给我拍照,当然,你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你说的已经够多了。你依然站在原地,看着地上爱玛•西蒙的墓碑。后来我平静下来,你往我们的家走去。我在你后面跟着,接着我们分开了,我们谁也安慰不了谁,你开始铲路上的雪。我进屋洗了个热水澡,你母亲以为我红肿的脸是在外面冻的。或许你认为我是为你而哭,或者为你母亲,但我不是。那时我还太小,不懂得难过或同情。我只是觉得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住在我家的房子里,这让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我记得我第一次买胸罩时,在试衣间里,我站在你母亲旁边,我们俩上身都一丝不挂,我惊讶于我竟然与她的疾病曾距离如此之近。你告诉我的,和没告诉我的,都让我感到愤怒。我感到一种压力,和一种被人背叛的感觉,我重新开始恨你。
  两周后,你们走了。你父母在北海滨买了一座房子,是由马萨诸塞州一个著名的建筑师设计。它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屋顶花园,墙都是玻璃的。楼上的房间还设计出了一个室内阳台。客厅的顶棚有二十英尺高。虽然没有水景,但有一个游泳池供你母亲游泳,正如她所期望的那样。在你们搬走后的那天晚上,我母亲给你们带去了食物,这样你母亲就可以不用做饭了,她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惠。我们都羡慕这座房子,房子里的回声,以及房子里的每个房间,尽管空荡荡的它们很快就会被疾病和悲伤充满。在一个卧室里有天窗,在这个天窗下,你母亲告诉我们,她打算把她的床放在这儿。这里给了她整整两年的快乐时光。至于你告诉我的,我没有向别人吐露半句,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很忠诚的。我父母最终得知了这个消息,就去医院探视你处于弥留状态的母亲。我们的父母在那时只是熟人而已,几周被动的亲密后又各自分开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你母亲承诺夏季让我们过去,在她的游泳池里游泳。但随着她的健康状况的恶化——比医生估计的还要糟——你的父母就闭门谢客了。他们依旧对她的病只字不提,也很少娱乐了。有一段时间我母亲依旧发牢骚,她感觉受到了怠慢:“毕竟我们为他们做了那么多。”那时我已经回到我自己的卧室,在墙的另一端,在你曾经睡过的床上,再也听不见他们临睡之际说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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