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一生一次
作者：佚名
，但并不像其他孟加拉人那样迁往亚特兰大或亚利桑那州，而是放弃多年的奋斗成果——就像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刚刚移居这里时所付出的一样——搬回印度。那是1974年，我六岁，你九岁。我记得最清晰的是晚会之前的那段时间，我母亲为客人的到来准备着——家具擦得发亮，餐桌上摆放着纸餐盘和餐巾纸，房间里弥漫着咖喱羊肉、普劳（注：Pullao的音译，一种印度饭。）的香味，以及我母亲在特殊场合才用的比翼双飞香水的味道。我母亲先在她自己身上喷了几下，接着又在我身上使劲喷了一下——那一下，无论我穿什么衣服，都会被喷湿的。那晚我穿了一套我祖母从加尔各答寄来的衣服：白色睡裤，两个裤腿是锥形的，腰围足以装下两个并排站着的我，绿宝石色的无领长袖衬衫，黑色的、装饰着塑料珍珠的天鹅绒背心。当我还在浴室里时，这三件衣服就并排摆在我父母的床上。我母亲用一个安全别针将一个厚拉带穿过那个睡裤的宽大腰部，将裤腰一点点地收紧，并在我的胃部将拉带紧紧结成一个蝴蝶结。我瑟瑟发抖地站在那里，十指交叠，指尖苍白。睡裤的内接缝印着一个圆，圆里是一些紫色的字母，那是纺织品公司的印章。我记得当时我对这个印章感到很恼火，想换别的衣服穿。但我的母亲向我保证，说以后洗几次印章就会慢慢褪去，而且，她还说由于无领长袖衬衫很长，无论如何人们不会注意到它。
我母亲还有许多更需要她关心的、要紧的事情。除了食物的质量和数量，她还关心天气：天气预报说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将会下雪，而那时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还没有汽车。绝大多数的客人，包括你们一家，住的地方距离我家步行不到十五分钟。有的住在邻近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的后面，有的就在主街大桥的对面。但有些人更远些，是乘公共汽车或出租车从马尔登、麦德弗德或者沃尔瑟姆来。“我想丘杜理博士可以开车将他们送回家。”她解开我的头发，对你父亲说道。你的父母稍微年长一些，和我父母相比，他俩是老移民了。他们在1962年就离开了印度——在欢迎外国留学生的法律改变之前。当我的父亲和其他的男人们还在考试，你的父亲就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开着一辆车去安德弗的一家工程公司上班，一辆银色的带凹背折椅的萨博车。我曾在许多个晚上搭乘那辆车回家，在晚会进行到很晚、而我已经在某个奇怪的床上或别的什么上面睡着以后。
我母亲遇见你的母亲时刚刚怀孕，但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她当时感到一阵晕眩，就坐在一个小公园里的长椅上。你的母亲当时正坐在一个秋千上，轻轻地随着秋千荡来荡去，坐在另一只秋千上的你则在她头顶上飞荡着。这时，你母亲注意到一个戴着纱丽的年轻孟加拉妇女，头发上戴着朱砂。“你还好吗？”你母亲很客气地问道。她叫你从秋千上下来，然后她和你一起将我母亲送回了家。在途中，你母亲认为我母亲可能是怀孕了。她们很快成了朋友，白天，当我们的父亲出去上班后，她们就整日待在一起。她们谈论她们在加尔各答的生活：谈你母亲在焦特布尔公园里的那个美丽的家，屋顶爬满了盛开的木槿花和蔷薇花，以及我母亲在曼妮塔拉的公寓，它在一个肮脏的旁遮普人餐馆上面，七个人共用三个小房间。在加尔各答，她们可能没机会相识。你母亲上的是女修道院学校，你的外祖父是加尔各答最有名的律师之一，一个叼着大烟斗的亲英派人士和星期六俱乐部会员。我母亲的父亲是邮局的一个职员，在来美国之前，她从没坐在餐桌旁吃过饭，也没用过马桶。但这些差异在剑桥市无关紧要，在这里她们两个是平等的。她们一起逛商场，买日常用品，一起抱怨她们的丈夫，在你们家或我们家的炉子上烹制食物，做完后分成两份——你家和我家；她们一起织毛线活儿，有人感到厌烦了就交换。我出生时，你的父母是惟一去医院探视的朋友。我坐在你用过的高脚椅子里吃饭，还坐在你用过的旧婴儿车里被父母推着走过大街小巷。
在晚会刚开始时，正如预报的那样，外面开始下雪了。晚到的客人们外套上落满了大片的雪花，湿湿的，我们不得不将他们的外套挂在浴帘杆上。有好几年，我的母亲总是说起，在晚会结束后，你父亲如何不厌其烦地开车将客人们一个个送回家，甚至将一对夫妇送回布雷茵特里，还说没关系，这是他最后一次开那辆车。在你们离开之前的那几天，你父母又来了，带来一些炊具、小的电器设备、毯子和床单、用了一半的面粉、糖以及洗发精等。我们仍旧将这些东西当作你母亲的。“把帕尔的煎锅递给我，”我母亲说。或者，“我觉得我们需要将这个东西放到在帕尔的烤箱里。”你母亲还带来几个购物袋，袋里装满了你穿过的、她认为我可以穿的衣服。我母亲将袋子放好，几年后，当我们从尹曼街区搬到沙伦的新房子时，我们一直都带着这些袋子。这些衣服和我衣橱里的衣服混在一起，我穿着它们长大。这些衣服大多都是冬天穿的，你在印度用不上，有厚厚的T恤衫，以及圆领套头毛衣，是海军蓝和褐色的。我觉得这些衣服不好看，就尽量不碰它们，但我母亲拒绝替换它们。因此在雨天，我被迫穿你的厚毛线衫和胶靴。一年冬天，我不得不穿你的大衣，我非常憎恨这件大衣，以至于后来我开始憎恨你。它是蓝黑色的，带有橘黄色的衬里以及在兜帽上有一圈灰褐色的粗糙的镶边装饰。我从不在正面拉上拉链，因为这样会使我显得与班上那些穿粉红色或紫色上衣的女孩们格格不入。我问父母能不能给我买件新大衣，他们说不能。他们说大衣就是大衣。失望的我想摆脱它，我希望它丢了，我甚至希望在某一天放学后，在同学们急急忙忙冲到那个狭窄的壁橱里拿衣服时，班里的某个男生无意中错把这件大衣穿在他身上，这些男生中很多人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但我的母亲是如此的具有远见卓识，她在大衣的里面熨上了一个写有我名字的标签，这个主意来自她订阅的一份杂志《好管家》。
一次，我把它落在了校车上。那是在一个比较暖和的冬末的一天，车窗打开着，大家都把外套脱在座位上。那次我乘坐的校车与以往不同，我的邻位坐的是我们的钢琴老师，亨妮西女士。当校车快接近我要下车的车站时，我站起身来走到前面。司机提醒我过马路要小心。她打开车门，芬芳的空气进到了校车里面。我刚要下车，没穿那件大衣，这时一个声音喊道：“嗨，海玛，你忘拿你的大衣了！”我很惊愕车上还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我忘了大衣里有一个带有我名字的标签。
第二年，我长个儿了，大衣小了，捐给了慈善机构，我感到很解脱。至于你父母送给我们的其他东西，如烤箱，陶器，特富龙罐和平底锅等也逐渐被取代了，直到最后在我家的房子里再也找不到你们一丝一毫的痕迹。几年来，我们两家一直没有联络。在我父母眼里，友谊与亲情无法相比。他们从邮局买来一大堆航空邮件，每周都寄出去，还让我在寄给外祖父母、祖父母的信的底部写下三句相同的话。我父母很少提起你们，我想他们可能认为我们两家不太可能再遇到一起了。你们已经搬到孟买，一个离加尔各答很遥远的城市，一个我父母和我根本不会去的城市，因此我们两家没有见面和互通音讯。直到1981年的元旦，在清晨很早的时候你父亲给我们打来电话祝我们新年快乐，还说你们家要搬回马萨诸塞州了，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他问我们，在你们找到新房子之前是否可以住在我们家。之后一连几天我的父母都没谈别的事，他们很奇怪有什么不对劲儿：当时你父亲在拉尔森陶布洛公司的职位很不错，按理不应该放弃呀！难道他做得很差？是你母亲再也无法忍受印度的脏乱和酷热的天气吗？或者他们认为那里的学校对你来说不够好吗？我父母给你们回了一个很短的国际长途。我父母说，我们当然欢迎你们一家的到来，我们还把你们的到达日期记在厨房的日历上。无论你们来这儿的原因是什么，我从我父母的谈话中感觉到他们还是认为你们有些摇摆不定，过于软弱。“他们应该知道回去是无法忍受的。”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说道。他们对你父母在两头都很失败表示不屑：作为移民我们一直在这里坚持着，忍耐着，而你们却当了逃兵；在我父母看来，如果当初我们也回了印度，在那里我们就会一直坚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