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迟到
作者：陈丹燕
或者我依恋一个男人，他有能力洞悉人心，而又充满怜悯与力量，他四周总缭绕着淡蓝色的烟雾，就像我的父亲。我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人人说我是我父亲的掌上明珠，这简直可以当弗罗依德书里最浅显的关于移情的例子。那是巨大的，有力的，安全的爱，你只管拿，没有穷尽的时候。他有些忧郁和压抑，他手里总夹着烟，所以他不是强悍的，所以你也有能力回爱他，不必一味索取，以致于不得不沦为一个无法被珍视的女人。弗罗依德是一个让人可以有许多期待的人。他有时利用在病人的卧榻与他自己的扶手椅之间产生的恍惚的感情，调节精神分析时的气氛，他将这种感情称为带动风车的动力，这与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很相似，因为爱，更想倾诉，更开放自己，你是被索取的，但是你简直依恋这样的索取。
或者我想要成为那些内心生活非常细腻而且神秘的人中的一个。我从小就对自己的心思不知所措。它们那么多，那么容易变化，那么容易激动或者厌倦，它们不服我管，常常那么不得体，吓得我只能紧紧地闭上嘴。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有时与我的理性全无关系。说起来真是荒唐，也不负责任。但我常对它没有办法，这是真的。在弗罗依德的书里，这样的心灵不光得到了尊重，而且可以成为通往潜意识的隧道，他们简直因此而成为材质特殊，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人，那些在弗罗依德诊所的卧榻上仰面躺下过的女人们，虽然常常搅得他焦头烂额，但她们再也不用自卑了。
我还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大哥曾看着我摇头，他说：“世界上有一个瓶子生产出来，就有一个盖子也生产出来配它。但你这只瓶子真奇怪，你的盖子会在哪里呢？”
大学时代，我在丽娃河边的新华书店里买到第一本解禁以后出版的弗罗依德著作，那是一本介绍《梦的解析》的小册子，印刷粗糙，纸张上常常还留着一小截没有化尽的淡黄色草梗，译文也常常让人费解，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译者自己也不甚了了的缘故。但即使是这样，它还是迷住了我。我写笔记，在书上点点划划，拼命想搞懂那些似是而非的句子，我感到有东西藏在那些破碎句子的后面。凡是提到弗罗依德名字的书都被我买回来了，对照着读。
最被吸引的，大概是那些被弗罗依德记录在书里的人，他们的梦境，他们怎么通过回忆，最终认识了自己。那些出现在弗罗依德笔下的故事真实而琐碎，但感情激荡，像微臭的体味那样，散发着活生生的，没被装饰过的苦楚与无耻。它们吸引我离开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以及狄更斯的伟大文学的传统，离开描摹时代风云的神圣职责，离开作家应该成为人民代言人的宏伟愿望。日常平淡的生活，童年时代细小，而且已经差不多被遗忘的情形，维也纳妇女私生活中的怪癖，在那些平静而体面的面容下深藏的动荡的内心世界，在我面前开始呈现它们的深意。我想，是弗罗依德点燃了我对日常生活下无尽深渊的好奇心，和真正的尊敬之情。他在书中，将对它们的道德判断轻轻挑开，像挑开一杯热牛奶上那层薄薄的奶皮。八十年代时，标榜思想解放，视野广阔的人，张口总是弗罗依德，简直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学生。我的寝室里，有人在蚊帐里彻夜点着蜡烛写小说，跳动的蜡烛光，将她的影子投射在杂乱的女生寝室里，那是个还没有男友的邻班女生，个性复杂。我记得临睡前，从自己的枕头上望着她晃动的影子，想着，瞧，她正在释放体内多余的“力比多”，要不然她晚上就得做噩梦。
那时，我的古典文学教授施蛰存在讲台上为我们上唐诗课，我在讲义下的五百格稿纸上写着小说。老师穿着灰色的对襟丝绵袄，一点也看不出，他年轻时是运用弗罗依德学说来创作小说的中国第一人，也看不出他写过《将军的头》和《春日》。有时他身上也飘散着一点淡淡的醇香的雪茄气味，他也喜爱抽雪茄。那股雪茄气味并没让我联想起弗罗依德，让我联想起的，是早年鲁迅骂他“洋场恶少”的事。
层层叠叠的往事，带着普鲁斯特式的淡远的惆怅。
我在蓝德曼咖啡馆——希尔达写到的咖啡馆，想：哈，我原来一直想要当他的病人。又发现一个愿望，是如今断然无法实现的。
我的心情，是有些感伤的吧。我那淡黄色的大理石桌子，因为室内充足的暖气，而微微的暖，好像留有希尔达双肘的体温。她1933年已经来过这里了，她送过弗罗依德白色的鲜花，我也喜欢送人白色鲜花，但我送不到他的手里了。甚至，连我自己的心愿，还要到这么多年以后，才被偶尔发现。
我桌子的周围是一些至今仍衣冠楚楚的人，但不是弗罗依德在上装的插袋上别一朵栀子花的楚楚，而是大场合需要好衣服相配的楚楚。如今的兰德曼咖啡馆，是维也纳的政客们喜欢去的地方，听说是因为靠近议会大厦。他们西装笔挺，肩上一条皱纹都没有，像闪闪发光的宝剑。他们拿着刀，哗哗哗地将黄油刮在烤过的方片面包上，果断而粗鲁，一股政客气。他们热烈地谈着，南部德文某些词拖着长腔，有着政治家的百折不挠。当年弗罗依德的病人们哪里会这样。至多在某人的咖啡里偷偷放一些咖啡因，让他在去治疗的时候非常亢奋，令教授吓一跳。希尔达在那里的丝绒椅子上想着她昨夜的噩梦，或者为教授家叫柔费的狗在屋里走来走去而心神不宁。从前在大理石小圆桌上坐着的，是沉湎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人，离政治远远的。希尔达在日记上写，“在1933年的维也纳，我没法向西格蒙德·弗罗依德谈发生在柏林的反犹太人的残酷事件。”
我来晚了。今天的兰德曼咖啡馆，每张桌子上都在谈论奥地利右翼势力飞快的上升，从东欧蜂拥而至的非法移民，大学教育费用的上涨带来的不满情绪，或者火腿煎蛋的味道。那个秋天，正是布什将要攻打阿富汗的前夕，人们怀疑是否新的世界大战将要爆发，这次不是欧洲，而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
这里，那里，早已没有了希尔达。
又一辆电车顺着被打湿的铁轨开过来了，车厢里的灯仍旧雪亮的，这次却是一个乘客也没有，灯光明亮，它却更像是被匆匆遗弃的。雨还是下着，湿得不可收拾。电车向贝格街的方向转去，消失在罗斯福广场那里。希尔达曾住在那里的一家旅馆里。与我住的地方遥遥相对。她的房间里挂着绿窗帘，还有一张绿色的扶手椅，一个小梳妆台，一盏罩着粉红色旧灯罩的床头灯，还有一张桌子。她在桌上放了一个小台历，日复一日地算着做精神分析的时间，将在维也纳消磨掉的时间划去。
我狭长的房间里面有一张连着床头灯的单人床，一张连着书架的写字桌。外面是一个深棕色循规蹈矩的大衣柜，和一个连半身镜的洗脸池。水龙头还是二十世纪初的式样，但仍旧可以关严，滴水不漏。大门对面的底楼，是宿舍的起居室，总有两个学音乐的学生在那里用功，他们练习提琴与钢琴的合奏。乐声沉闷地穿过地板浮上来，钢琴总是慢，吞吞吐吐的，而提琴却又太快，他们总是坐在一起练琴，却各干各的，听着让人着急，恨不得跑下去替他们打拍子。但又不能。我默默比较着希尔达在维也纳的生活与我的生活的不同，令人沮丧的是，我几乎找不到两者之间的关联。
走廊很宽大，踩上去，地板吱吱地响一路。我下了楼，柜台里的男孩接了我的钥匙。“这种天气，不得不出门啊。”他站在一张艾贡·席勒的复制品下方，客气地同意。在维也纳，旅馆里通常都用克里姆特的复制品装饰，而青年旅馆和大学宿舍，以及大学生咖啡馆，则用艾贡·席勒那些带有颓废和色情意味的画当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