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迟到
作者：陈丹燕
某一个星期三。天很晚了，又是秋天，下着雨，那时我住在维也纳第九区维也纳大学的旧宿舍里。周围都是旧时中产阶级阴郁封闭的大房子。那些房子楼梯宽大，天棚很高，细节上带着一点点青年维也纳风格，有时，那些线条也可以与维也纳的巴洛克传统线条混淆在一起。房子里面一片寂静，公寓的门各自紧闭着，朝向大街的窗上垂挂着装饰着流苏的长窗帘。
我从窗前望下去，有轨电车隆隆地开过来，灯光明亮的车厢里只有一两个乘客，他们默默看着窗外。与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中有更多的人并不像德国人那样背脊笔挺。独自坐着的时候，他们也常塌着腰，仿佛穿着雨衣的逗号。坐在窗前的红头发女子，像一张坐在镜框里的肖像，克里姆特的画中人，带着维也纳女子讲究体面又孤注一掷的表情。维也纳女子的脸上至今都还保留着内心冲突留下的痕迹，她们让我想起弗罗依德。要是没有她们对自己的敏感，也就没有弗罗依德吧。维也纳的女子是第一批让弗罗依德认识到潜意识世界的人。电车沿着湿漉漉的铁轨缓慢而不可阻挡地开走了。在十字路口拐弯，走上贝格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弗罗依德精神分析诊所就开在那条街上。
对我来说，维也纳的第九区，就意味着弗罗依德。
我去他的诊所，——它现在幸好还是个小博物馆。我在楼下按了写着弗罗依德名字的门铃，一个女子的声音应了门，几乎就是传说中记载的葆拉的声音，“那是一个头戴精巧软帽，腰系方围裙的漂亮姑娘。”但她实际上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门兹兹响着，开了——，也要经过那个陡坡。
“沿着贝格街顺坡而上的那天我激动不已，从没有哪一个情人让我的心跳得那样剧烈过。”1924年从巴黎来的年轻女子这样记录过她到诊所来时的心情，“一千五百公里！远行一千五百公里来到贝格街，仰面躺下却一言不发。”她自怜而感慨地写道。
我飞过了六千公里！远行六千公里来到贝格街，看到的是一张被红色丝线编织的带子拦住的单人卧榻复制品，我望着它，在那张铺着东方织毯的卧榻上，如众多病人和学生的回忆录里写到的那样，放着一些红色和褚色的靠垫，供病人们垫在后背，让他们在仰卧的时候更舒服些。看完整个博物馆，我又回到卧榻前，我好像能看到那上面遗留下来的那些著名的潜意识故事的皱折，狼人的，鼠人的，小汉斯的，杜拉的，英国女教师的，俄国人萨比娜的，当年我在中文译本里，如饥似渴地读着弗罗依德为他们写的故事。从弗罗依德的书里，我学习了如何对待一个人物，去解析，而不是去创造。我学到了一个作家的手艺。
灯火通明的电车在我这条街上消失以后，曾被灯光照亮的雨丝再次变得难以分辨，黑黢黢的街道充满了被遗弃的沮丧。我想象了一会儿电车怎样经过19号，二楼的窗子都暗着灯，因为弗罗依德故居晚上关门了。他那惊世骇俗的诊室和办公室朝着内院，此刻，那里肯定也是黑暗而寒冷的，在马克思·格拉夫的回忆录里，那时的星期三，在这间诊所里：“弥漫着一种创立新宗教的气氛。弗罗依德本人就是新生的哲人。他的学生们个个都深受启迪，信念坚定，恰是一班使徒。弗罗依德最早的弟子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隐秘的小团体，每星期三到他的诊室里去聚会。长桌的一头，坐着主持会议的大学者本人，他常审视着手中的弗吉尼亚雪茄烟，吸烟的时候目光庄重。”如今电车载着看上去心事重重的乘客经过，像一支打开着的手电筒，缓缓扫过通常被床单下摆所遮盖的床底。弗罗依德医生的诊所早已歇业，星期三俱乐部的成员也早已谢世。电车将经过环路，然后经过旧皇宫。下雨的时候，被淋湿的旧皇宫简直就像一块度过炎热夏天的巧克力一样，散发着腐朽而浓烈的，令人不知所措的感伤。
电车经过的路线,与当年弗罗依德散步的路线大致相仿，这是我从一本法国人写的书里读到的。“上午的治疗结束以后和晚饭以后，弗罗依德都要到维也纳的街上去散步。他沿着贝格街的陡坡向上，一直走到沃提夫教堂，然后朝硕腾街走，接下去是绅士街……”在那里圣米歇尔教堂边上有家烟铺，是他买雪茄的老地方。然后他穿过老城，顺着环路回家。
路上他经过兰德曼咖啡馆，那家咖啡馆至今仍充满布尔乔亚气息，并仍旧保留着一些优雅角落，那家咖啡馆不光是他冬天喜欢去的地方，也是他的病人们在维也纳时喜欢流连的地方。火车将他们从欧洲各地带到贝格街的附近，在诊所外面的房间里等待时，他们渐渐熟悉起来，有时在接受治疗前，也约好到咖啡馆里聚一聚。
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坐电车到了兰德曼，里面温暖干爽，四处还是很讲究，人们衣冠楚楚地吃着早中饭。我在一张淡黄色的大理石圆桌前落了座，想起病人希尔达·杜丽特尔1933年日记里的话：“此时此刻，我伏在咖啡馆的一张大理石桌上写日记，有一小束蝴蝶花放在我的本子上，我真想哭一场。”我要了一大杯牛奶咖啡，一个羊角面包，拿出我的日记本，心里暗自希望，自己坐的正是希尔达当年坐的那张桌子。
1933年，她来维也纳当弗罗依德的病人。他断定希尔达爱上了他，她不承认，而他，坐在他工作的圈椅上，对她笑了笑，好像有些嘲讽似的。爱上那个能够倾听，能够解救，能深入到潜意识的黑暗大陆里探索的医生，对一个女病人来说，真是太容易了。有时，甚至是理所当然。他对那些难以启齿的事，那些莫名其妙的事和那些背着人发生的丑态极其重视，他极其小心地倾听，将手压在病人的前额上，然后要求病人在他突然拿开手时，记住浮现在意识里的细节。这样的体贴和专注，不是女人心理上最大的依靠么。
1900年，杜拉也爱过他。她老觉得能闻到一股雪茄味，弗罗依德的雪茄味道。“这种感觉的意思不是别的，正是想被人亲吻的欲望，而如果对方是个抽烟的人，这一吻必定带着烟味。若将各种使移情与我成为可能的迹象都汇聚起来，再考虑到我是抽烟的，那么我就想到，有一天，治疗时的情形大概使杜拉产生了让我吻她的愿望。”弗罗依德在他的书里这么写。后来，在医生和病人之间，这种感情成了治疗的原动力。这情形，有时也很容易出现在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如果套用弗罗依德的句型，我希望自己正坐在希尔达当年的座位上，“这种感觉的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希望”自己就是1933年的女诗人希尔达。
我原来希望自己是弗罗依德的女病人。我坐在舒服的丝绒椅子上，吃惊地想着自己。原来我对他的书和他的视角持续的兴趣，是来自这里。
也许我希望自己所有的叙述都被引向未曾发现的真相，为什么总是梦见轰炸，为什么总是梦见我的亲人去世，远远地追寻到童年。我好奇，要是弗罗依德听到我的童年故事，他会怎么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个童年时代，至今都还浮动在我半明半暗的记忆里。
也许我只是自恋，对自己的潜意识充满兴趣。对当初他们研究的那些与文艺创作者的动力有关的话题充满兴趣。我为什么那么想成为一个作家呢？这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理想，然后我用自己几乎一生的时间去实现它。现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了，日日沉湎于写作之中，人人看得出我对写作的喜爱，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一辈子只有过一个梦想，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了，这是不是乏味的人生呢？支持这样人生的动力来自哪里？但也许我想要在精神分析中，得到创作的源泉。那沉迷于他烟雾之中的希尔达，也是个诗人，她在接受精神分析，并对坐在自己身后的扶手椅上的弗罗依德抱着柔情时，写出了许多新鲜的诗歌。在医生的引导下，她也进入并且认识了自己潜意识的广阔天地，那不光满足了一个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好奇，也是作家写作最直接的动力，千回百转，他想要表达的终于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