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迟到
作者：陈丹燕
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矛盾的。我的精神生活，回忆，推动我工作的动力，使我享受到成功的作品，都紧紧地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粘在一起。我的写作，不是出自探索和表达精神世界的需求，而是出自表达被时代造就的生活和人类命运的需求。我们桌上差不多每个人，都紧紧与自己被政治左右的生活粘在一起，像一锅烧糊了的米饭，不可收拾地紧紧与锅底粘在一起。一旦被强行铲起，便会溃不成型。除了西班牙小说的翻译，她正小口抿着她的第二杯葡萄酒，我们都是被自己所处的时代深深吸引的人。我和那个阿根廷作家的谈话最受欢迎，因为我们经历了动荡，张口就是现成的故事。我上中文系，准备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曾对我的同学说：“在中国当作家有什么不好？作家可以不害怕生活中的任何打击。生活就算糟透了，你还可以这样想，假装我是在为写小说体验生活好了。别的行当的人能这么抽象出来想吗？他们不能。”我曾为我这样的想法沾沾自喜。
“是的，我的文学世界是安静而且纯粹的。”她承认道，她虽然有些寂寞，但并不真正自卑。
她有一头红色的鬈发，剪成克里奥佩特拉的式样。她从来不笔直地看着人，她的眼光总是飘忽的，闪烁的，好像是害羞，又好像是心里藏着什么灼人的秘密。她让我想起耶利内克的小说。她握着酒杯的手指上布满了细小的皱纹，是沉湎于自省，又惯于挑剔他人的人的手指。
从她的肩上越过，能看到在柜台前的角落，小桌子上，哈维卡夫人正在算账，她将一小条一小条账单用手捋平了，按照长短不同排好，记在一个大本子上，然后将它们夹好。她脸上有种从艰难年代过来的人算账时的庄重表情。那不是对待作家时的轻松与挑剔，而是女主人掌控财务时的认真与小心。她埋在台灯黄色光线里的脸，那种变化了的表情，让我想到人们对作家的表情。当你介绍自己说，我是一个作家，对面的人常常脸上突然一亮，盯你一眼，似笑非笑的，那样的表情让你觉得格格不入。而哈维卡夫人的表情，在门厅里，我回想着，让我觉得有些惴惴，又有些兴奋，好像自己是个古董，随着叫到的号码，被展示在拍卖台上。哈维卡夫人伏在大本子上，写着她的账目，她似乎连眼镜都没用。
“我其实一直向往不为记录时代而写作，但有时又觉得这样的写作太隔膜。”我说。
“我觉得，文学要是只指向心灵需要的话，也许会有更多乐趣吧。”她将酒放在舌间卷着。
“人的心灵在突变的生活中不得不受到影响。那种冲突带来戏剧性，拿来就可以用于写作。”我说，“我的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它们排着队，等待着将它们显现在纸上，引起共鸣。我最得到读者共鸣的书，都是这样的故事。”
“但是，它们与文学，有微妙的区别。如同带苏打的饮料与不带苏打的饮料。我想，那种不看世界的世界观，是想要从古典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中逃出去，还不仅仅是想从现实中逃开。或者说，根本就与现实无关。”我接着说。
“也许那根本就是一个指向内心的时代，上个世纪的画家们，作家们，心理学家们，哲学家们，艺术家们，行行当当都对内心世界着了迷。他们过的太平日子太久了。而我们现在根本不是时候。”我又说，听上去仿佛一个借口。我为什么想要找借口呢？
“我不知道。”她再次耸了耸肩，在葡萄酒的作用下，她的脸颊红了，更加心不在焉了。她为什么就可以心不在焉呢？
咖啡馆里弥漫着一阵微酸的温暖芳香，是李子蛋糕出炉了。一盘一盘淡黄色嵌着烤熟李子的蛋糕被端上了桌，店堂里有一阵小小的骚动。哈维卡咖啡馆每晚李子蛋糕出炉的时间是这个晚上的高潮。哈维卡夫人每晚都亲自烤那些蛋糕。比起中央咖啡馆的蛋糕来，这里的李子蛋糕几乎是朴实无华的，但因为是老夫人亲自照料的，大家都觉得它更好吃些。有人说，吃得到哈维卡晚上的李子蛋糕，才能算是自己人。老夫人又出现在店堂里，端着小瓷碟子里热气腾腾的蛋糕，给客人送过去。这次她没给我们桌子送蛋糕，是那个唯一的服务生来给我们送的，他看上去像照片上的哈维卡先生，听说是他们的儿子。“请吧。”他简单地说了句，将手掌按在黑色的长围裙上擦了擦。老夫人正在招呼别桌的客人，她像沙龙女主人一样，不会冷落任何客人，也不会表现出与某人特别亲近。
我发现，老夫人所到之处，大家都笑脸相迎，但没有人真正与她交谈，她也对大家说些什么，但并不是真正的交流。
穿过密密地挨在一起的桌子和人，她看到了我，她对我笑了笑，向我走来。
我站起来，迎向她。
“你好，夫人。”我说，“你的咖啡馆真温暖，我喜欢你的李子蛋糕。”
“好啊，你好吗？”她看着我笑，她的眼睛和善而洞悉一切地看着我，好像认识我很久了一样。好像正等我说出什么重要的，有趣的，如一个作家总是说的那种耸人听闻的事，据此判断出我的层次。她的脸虽然已经布满了皱纹和老人的苍白，但也还保留着强烈的曾经沧海的性感，她是一个吸引人的女人。
我该说什么才是最得体的？我盘算着。
“你一定知道，你的咖啡馆即使在中国都很有名。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你的咖啡馆，第二个朋友看了他的书，来维也纳的时候特地带着他的书来看你，她回去以后，又写了她在这里的经历。他们都喜欢你。如今，是我来了。”不知所措中，我这样说。这个头，开得愚蠢，更像一个附庸风雅的旅游者，类似中央咖啡馆下午坐着写明信片的人。
“好啊。喜欢蛋糕的话，就再吃一点。”她拍了拍我的手，说道。
“是的。”我答应着，我不舍得她就这么走了，她为什么不问一问千里万里之外，以喝茶著名的民族，怎么会也知道她，也喜欢她，为什么不问一问为什么弗罗依德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那么重要，几乎左右了我对自己童年生活的所有探索，为什么不问一问我写的是什么。她其实只是在寒暄，而不是交谈。在人声鼎沸的哈维卡的深夜，她只是寒暄，意味着在她眼睛里，你并不是一个值得交谈的作家，只是一个应该照顾一下的远方来看热闹的客人。
克劳迪亚轻轻对我说：“别感觉不好，哈维卡夫人的耳朵如今已完全聋了。”
哦，是这样。
这比你不入她的法眼更让人沮丧，你就是完完全全地，束手无策地，被抛弃般地，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