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迟到
作者：陈丹燕
“咖啡馆？”他问。
“是的。”我看他撇了撇嘴，“怎么了？”我问。
“当然，你是作家，不会有那样的感觉。”他说，“我们都不喜欢去那里，那里有种特殊的气氛，让人觉得贸然去了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也许因为我只是学生，不是作家的关系。”
听上去这样的话是十足的维也纳风格，让我想起茨威格回忆录里的那些维也纳人，认为与哈布斯堡王室成员坐在一个餐厅里吃饭是令人尴尬的。
还是希尔达记录下来的维也纳琐事。有一天她出门，把钥匙留在柜台。门房对她说：“您知道贝格街吧？您看着，等以后，我是说等以后教授不在人世了，这条街准改名叫弗罗依德街。”
有人在外面用手指轻轻弹玻璃，克劳迪亚来接我了。
出了皇宫大门，路灯照亮绅士街上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水洼。远远的望过去，14号的中央咖啡馆窗上还有灯光，华丽的拱形长窗在底楼一弯，一弯地亮着，只是黯淡。望着它，不愿意相信那曾经是哈布斯堡王朝将要覆没前的“屎国”时期，维也纳知识分子的象牙塔。
心理学家弗罗依德，作曲家马勒，画家克里姆特，作家克劳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作家施尼茨勒，那时维也纳最出色的劳心者，都出入于这个有着华丽拱廊和水晶吊灯的咖啡馆，作家阿登博格就在这里成名。而阿德勒也在这里与他的老师弗罗依德分庭抗礼。“维也纳学派”小组则在这里讨论马赫的哲学，托洛斯基混迹在这里，也只是与人下棋。他最早告诉别人十月革命的消息，却没人跟他认真。在维也纳大难临头的年代，中央咖啡馆里认同的世界观却是“不看世界的世界观”。弗罗依德在潜意识无边的黑暗中刺探，克里姆特画着充满永恒情欲的世界，施尼茨勒写的人物都有幽微的心灵世界，他建立了奥地利文学心理现实主义的传统，是这个传统让奥地利文学终于走出德国文学的阴影。而哥德尔成为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数学真理的发现者。他们身处奥地利历史上剧变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解体，却没人想当这大时代的代言人，他们专心于探索人性的兴趣上。还是中学生的茨威格，来这里打下一生的底色。他和同学成天泡在这里，为的是自由翻阅欧洲各地的报纸杂志，那时的中央咖啡馆，为客人订了二百五十种报纸杂志。他从与邻座的交谈中获得最先锋的文艺思想，哲学，数学，音乐上的创新，压倒其他同学的夸夸其谈，那时，他的邻座都是维也纳最优秀的头脑。他只要花一杯牛奶咖啡的钱，就可以得到一座象牙塔。也许那时，也悄悄奠定下他将要在失去一切以后自杀的结局。
阿登博格写过，“你如果心情忧郁，不管是为了什么，去咖啡馆。深恋的情人失约，你孤独一人，形影相吊，去咖啡馆。你跋涉太多，靴子破了，去咖啡馆。你所得仅仅四百克郎，却愿意豪放地花五百，去咖啡馆。你是一个小小的官员，却总梦想着当一个名医，去咖啡馆。你觉得一切都不如意，去咖啡馆。你内心万念俱灰，走投无路，去咖啡馆。你仇视周围，蔑视左右的人们，却又不能缺少他们，去咖啡馆。等到再也没人信你，借贷给你的时候，还是去咖啡馆。”他的诗是写得有点够戗，让德国人看不起，但放在中央咖啡馆里，大战前夕，皇宫后街，呈现出来的，却是一派脆弱，精致，和清白。那些人，当年头也不回地躲进费尔斯公爵的旧宅子里，在华丽的拱廊下守住一张淡黄色的大理石小圆桌，守住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那时还天真，还骄傲，还穿丝绒上衣招摇，迈华尔兹的舞步走路。读报的时候，还习惯从后面的音乐和文学的消息开始，最关注的是歌剧院的新剧目预告。
现在，阿登博格已经成为一尊雕像。那雕像还放在咖啡馆里，作为纪念。只是有时，下午去演奏室内乐的艺人们也将他们放小费的篮子放在他的像前。中央咖啡馆里的咖啡不再像传说中的那么香浓，新的传说是，咖啡变淡，是因为侍者在做咖啡时偷工减料。听到那样的传说，真是不敢相信，这是侍者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随身带着二十几种咖啡颜色的牌子，殷殷询问客人要哪种颜色的咖啡的咖啡馆敢做的事。当然，中央咖啡馆里再也不向客人每天提供二百五十种欧洲报纸了。放眼望去，一桌一桌的人，都是南腔北调，手握着一本孤星自助游指南的旅游者。个个瞪大好奇的眼睛，想象着弗罗依德，或者施尼茨勒当年在这里的样子。或者铺开满桌子的维也纳明信片，兴致勃勃地写下：“亲爱的波拉，我正坐在中央咖啡馆的大理石圆桌前给你写信。你可能知道，这就是大战以前维也纳最著名的作家咖啡馆呀。”如今，我们是坐在他们曾经坐过的小圆桌上了，但他们都早已离开。咖啡馆与咖啡客之间的关系，是情人的关系，没有那个他，也就没有这个我。“那些先生们”没有了，咖啡馆也就变了。就算用到了他们的桌子，坐在他们坐过的地方，咖啡馆也叫原来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
我也是个作家，我也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世事如同一张在平底锅里的薄煎饼，翻过去，又翻过来。与维也纳无尽的萧条不同，我的上海是无尽的物质，以及对物质各种各样的饥渴。我想念当年那些在烟雾和咖啡香中交谈的人们。抱着对象牙之塔的悼念，我来这里喝寡淡的咖啡。如今，它就应该是寡淡的，这样才得体。
在桌上坐定了，我就去蛋糕的柜台看蛋糕。柜台里放着各种各样的蛋糕和馅饼，香喷喷的，样子也不输给皇家饼店。都说这里的蛋糕还是从前的口味，但我并不知道什么口味最好。就在柜台前面犹豫。
我身边站了一个老太太，披着猩红的大披肩，戴着沉重的大金戒指，她风雅地夹着手肘，用食指遥遥指点侍者拿蛋糕。那是块核桃蛋糕。
跟着她，我也要了一块核桃蛋糕。却不敢像她那样夹着手肘，尖尖地将手指伸出去，将无名指垂着，因为戒指太重。那是上个时代的人的风雅，他们的身体还适应于许多规则和教养，他们的心还至多向青年风格的意趣开放，茨威格小说里的维也纳女人才可以这么做，弗罗依德的女病人才可以这么做，克里姆特的红粉知己才可以这么做。我却不能。
老太太独自坐在窗前，庄重地吃着她的蛋糕。她的白发泛着淡紫色。她是否有过一次意乱情迷的爱情，她内心的性欲是否被压抑，使她噩梦连连，不得不去贝格街，她是否有过一个极能欣赏女人的男友，但他们始终没有结婚，因为他和她都怕日常生活的本相。我望着她，狂热地猜想。我知道我向往的象牙塔，已经消失了一百年，但能够看到与他们相关联的女人，也是好的。就像当年茨威格见到小姑娘时代曾经被歌德抱在膝上的老太太，心里会很安慰一样。只是时光飞逝，我们寄托自己衷心爱慕的感情的人，也一代代地渺小下去了。
那老太太的举止有些周正和挑剔，也许这也是中央咖啡馆时代的遗风。然后，我慢慢地想起来，她再老，也不可能有一百岁，她的外婆，才有可能经过这里。而她，断断是没有机会的。
我总是数错年代，从前在圣彼得堡，我也因为看到一个戴绿呢帽的老太太，而以为她是安娜·卡列尼娜时代的遗老，从冰天雪地的普希金广场到凶杀地礼拜堂，跟着她，打量她，追着她说话，不肯放她走。我总以为欧洲小说里里外外的人和事，都会在欧洲等着我。
结实的蛋糕，一口一口，统统都堵在我的嗓子里。
我知道自己是迟了，但没有想到竟然这样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