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迟到
作者：陈丹燕
我和我的朋友们经过了绅士街，又经过了鼠疫纪念碑，旧城里到处都挂着长长的，惆怅的水渍。
克劳迪亚突然停下，打开街边的一扇门，顿时，灯光，暖气和咖啡香扑了个满怀：哈维卡咖啡馆到了。
站在门厅里，放眼一看，每张桌都是满的，每张桌上的人都在夸夸其谈。旧旧的地板上，横七竖八的，是各种姿势的脚，舒服地伸着，缩着，交叠着，神经质的腿，正忘乎所以地索索地抖动。
哈维卡夫人正穿过桌子，向我们走过来，我在歌剧院拐角烟纸店的明信片上见过她了，她是六十年代以后维也纳文人咖啡馆女主人的象征，她理所当然地穿长裙，梳髻，披着大披肩，用手肘挽着，一路上，座上总有人向她点头致意，她回礼，下巴微抬，让我想起电影里的索菲娅皇后，但哈维卡夫人身上多了些从维也纳挑剔文人的眼光里雕刻出来的书卷气，和六十年代盛行的波西米亚的不羁。
克劳迪亚常来，她像孙女一样，哈下腰来向她问好，再将我们一一介绍给她。哈维卡夫人对我们笑，一点也不吃惊，也不怠慢，领着我们在桌子和椅背之间灵活地穿过，来到一个靠墙的角落。那里猩红条子的沙发上已经坐了两个人，谈得正欢。哈维卡夫人笑着将一双手搭在那两个人的椅背上：“让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些女士，你们也许可以合用这个舒服的角落。”
站着的人和坐着的人，都笑了，都觉得自己很荣幸。听人说，被哈维卡夫人招呼，说明她看得上你，她看不上的人，她连理都不理的。在哈维卡咖啡馆，被哈维卡夫人亲切地招呼过，对文化人来说，最有面子。
“好啦，”她随手整理了一下衣架上挂着的外套，示意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外套挂上去，“李子蛋糕还有十三分钟就可以出炉，再等十三分钟就给你们送过来。”她对坐着的那两个人说。
那真是个舒服的角落，能看到大半个店堂，最合适我这样喜欢看人的外来者。我觉得是老太太特地照顾的好位置。我简直想去柜台告诉她，我怎么在从法国回来的朋友那里读到了关于她的文章，那是本漂亮的，关于咖啡馆的书，里面有她的照片，她的眼风锐利而慈悲，世故而脱俗，因为阅文人多矣。我如何希望能在咖啡馆里写一本书，像当年阿登博格在中央咖啡馆做过的那样。虽然我不是个可以与别的作家成群结队的人，但我却希望自己能有茨威格中学时代在博物馆咖啡馆的幸运，在咖啡馆里听到最有见识的谈话，学到“思维的手艺”。都说哈维卡咖啡馆是战后维也纳最有名的作家咖啡馆，我想要告诉她，我对它的向往。甚至我要告诉她关于中央咖啡馆的那个下午，那个老太太。在哈维卡夫人面前，我第一次不由自主要把自己整理得更像一个作家。这老太太，看你一眼，就能勾起一个劳心者的荣誉感，难怪她的咖啡馆，能在千万家维也纳咖啡馆里，被选为另一个象牙塔。
这里发黄的墙壁，让人想到是由哈维卡夫人的咖啡喷香的热气，作家们的烟草微臭的白烟，还有岁月共同造就的。这么有名的咖啡馆的墙，无论如何也不能是雪白的。斑斑驳驳的护壁板上挂着已经卷了边的报纸，那些报纸都已经被今天的客人翻了一整天了。外面又湿，屋里又暖又干，怎么能不卷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中央咖啡馆的遗风。
我的心像电梯那样呼地震了一下，然后缓缓上升。
哈维卡咖啡馆里所有的桌子椅子，都不配套。巴洛克式的圈椅和青年风格线条醉人的咖啡椅，还有由旧SINGER缝纫机的底座改造的大理石面咖啡桌，自由自在，但舒舒服服地放在一起。这种毫无拘束的风格，与中央咖啡馆时代的讲究已有所不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奥地利都是战败，战后，漫长的平复内心感伤的时代，文人们坐在这些拼凑起来的桌椅中，收拾起自己着重于心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像中央咖啡馆时代的弗罗依德那样探究奥地利人幽深曲折的内心世界，像绅士咖啡馆时代的卡夫卡那样描写维也纳小市民卑微而动人的心灵生活，像博物馆咖啡馆时代的茨威格那样做一个“心灵的猎手”，像帝国咖啡馆时代的克劳斯那样刻薄地批判主流社会。大战以后维也纳文人们最合适的环境，就是这样一间桌椅拼凑起来，宛如拼贴艺术的咖啡馆了。维也纳人的心，也是这样拼贴起来的。维也纳文人的恢复是这样漫长，要过四十年以后，充满维也纳风格的耶利内克小说才得到世界的承认。
窗外黑糊糊的，只看到雨水粘在玻璃上闪烁的光亮。屋里却暖和，干爽。天花板上盘旋着嗡嗡的谈话声，那是由每张桌子上的人轻声发出来的。大家的声音混在一起，怎么也听不清，只觉得无数思想，构思，话题，批评，密密麻麻挤在天花板上。这样沉浮于头顶的声音，像烫烫地流进身体里的咖啡，将人刺激得兴奋起来。坐在健谈的朋友身边，这里的人穿着随便但浪漫，身体因为长时间坐着而显得在椅子里特别自在，好像与椅子连成一体似的。女人们都非常符合要求地长着知识分子的小乳房，深色的桌面，衬托着男人们敏感的细长手指。坐在这样的人中间，让你觉得那么安全和舒服，甚至幸运，还有物归其类的熨帖。你又怎么能不开口说些什么。不说些什么，简直就辜负了在哈维卡的深夜。
一起来的阿根廷女作家一直在说她在专制时代被关进监狱的经历，那时，青年人常常从大学突然消失，母亲们在广场聚会，开始只是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得一点力量，后来就一齐向政府去要自己突然消失的孩子。那时她是刚毕业的记者，到广场上去采访，回家路上就被抓起来了。
克劳迪亚说1993年她在莫斯科教德文的经历。那是俄罗斯最困难的冬天，暖气常常突然停了，食品店里常常连面包都没有，为了买到食物，要花很多时间和心思，生活很难，但人情却仍旧温暖，甚至更暖，更富有俄罗斯风格的沉郁诗意。
翻译中国文学的教授说他文化大革命后期留学北京，在大学学唱革命样板戏的往事，他脸上浮着笑，好像越轨的小男孩。他热爱唱歌，到中国留学之前曾经是维也纳青年合唱团的成员。几乎在他留学北京的同时，我在上海的中学里无所事事，正如饥似渴地读英国和法国的小说，听德国和俄罗斯的音乐，与同学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背诵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纳粹军官对米拉说的话：“你看外面的阳光明媚，而你却要在这里默默无闻地死去。”少年时代，多少孩子背诵过这段话，好像就是对我们说的。现在回忆起来，充满了文学气息。
在文学馆开朗读会，我和那个阿根廷作家朗读的，都是各自以动荡时代的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小说片段，都因此而受到欢迎。
我们说得热火朝天，越说下去，越多地发现，在动荡的地方，无论什么原因，无论什么背景，年轻人的激愤，人性挣扎之美丽，富有象征的真实故事，命运在动荡中显现出来的清晰的轨迹，都是一样的。人与政治的搏斗，成为微小的个人在动荡大时代里与命运的搏斗。我们说着，回忆着，像参加过战斗的退役士兵那样清点旧日伤痕。那些个人生活中不平凡的经历，使我们对文学发生了兴趣。
只有那个翻译西班牙小说的人，就是小口小口地喝，也还是第一个喝完了她要的一杯热咖啡，一杯格瑞金产的葡萄酒。她有些寂寞地陪着笑脸，插不上话。她没翻译过佛郎哥时代的小说，在风平浪静的战后奥地利出生长大，她喜欢西班牙文，只是因为它的声调优美，像音乐。她有过一个西班牙的男朋友，但因为脾气非常不同，很快就分手了，她对这次失败的爱情一直不能释怀，于是，从翻译西班牙小说的过程中得到安慰，也试图寻找答案。“我的原因，太小，太平常。”她耸耸自己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