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温柔一刀
作者：茱迪．巴德尼茨
日记是从他抵达临时医院开始写起的。“一座被征用的教堂，人们被摊开放在狭窄的长凳上，大多数都被捆在上面以防滚到地上，”他写道。教堂的有色玻璃把染了色的光泻在脸、手和睡衣上，泻在地板上的水潭表面粘糊糊的一层油上。我在概述这里的情况。跟她打招呼的护士一半脸红，一半脸绿，嘴上贯穿着一道黄斑。一波波人声在他们头顶上空有节奏地跳荡、回荡。这是一种“一个装满了从一条无限长的楼梯上滚下来的小孩的大罐子”发出的声音，他写道。他并不特别擅长使用比喻。
护士的唇形好像在问话。他嚷嚷着说想洗手。她带他从一列列长椅子之间走过。手从各个方向伸了过来，拖她的袖子，抓她的裙子。她敏捷地挥击着把它们拂开，转身抓给他一个大桶。他在肥皂水里洗了双手，四下里寻找毛巾。她把制服的前襟给他。她整个身体很结实，就像一个握紧的拳头。“甚至她的胸脯，”他写道，“感觉上都是怒冲冲的。”
他很快就理解了她的愤怒。“就好像要一勺一勺地把大海舀空那样，”他写道。每天，越来越多的人被用货车和担架送来。他们在教堂后面的公墓等着，躺在地上，倚着墓碑，等着被分类安排到长凳上坐下。麻醉剂不够，设备不够，绷带不够，人手不够。“我这辈子从没觉得如此无能过，”他写道。也许他在写这话的时候正挤眉弄眼地暗示，也许没有。我们家族的人都自认为风趣，却不以幽默感知名。
水不够了。井已经干了。教堂后面的小溪是地上的一条积满尘土的缝。他们渴望快些下雪。“寒冷，”他写道，“相当于麻木，可怜人的麻醉剂。”照明不足，新鲜空气也不够了。
我们家族流传下了这本日记，上一代亲手交接给下一代，通常是由母亲传给儿媳，同时作些口头注释：传说、猜想、一遍遍重复的老掉牙的故事。在我们家族，似乎女人更关心血统；男人则充其量是些幽灵般的存在。我们有种消亡或渐渐式微的趋势，但我们的女人却紧紧依附着。我妻子有时候若有所思地、悲哀地看着我，仿佛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追随家族的传统而去。晚上，有时候她以为我睡着了，就抓起我的手攥得紧紧的，紧紧的。我做房产生意，然而一段时间内我没有真正做成一笔买卖。停滞；没什么要担心的，啥都不值一提。日记的皮革封面裂了，纸页破损。一行一行字整齐仔细地写在没有行线的纸上，没有中断，也没有涂污。只是在近结尾处你才能看到手稿起了一点变化。字迹疏松了。仿佛有人在什么地方扯着一根松松的线，所有结构紧密的字散了开来。最后几个字越来越小，从页面上消失了。
作者是索罗门，索尔，一位移民，我们家族第一个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刚刚学完怎么当医生。他经受了最艰难的外科手术的训练，接合人体最敏感的组织。他祖上代代都是裁缝，每个人都在四十岁之前双目失明，余生仅靠触觉继续操持此道，叫他们的妻子或女儿挑选颜色和布料。尽管年轻，又是外国人，但他在新国家已经树立了的名声，因为他有缝合伤口的天才，缝起来飞针走线，令人目眩。
在他不甚了了的内战期间，正是这种声名使他得以在这里立足。他不会注意到制服是蓝的还是灰的（注：南北战争期间，北方联邦政府军的制服是蓝色的，南方邦联政府军的制服是灰色的。）。当然，他相信奴隶制是错的，应该允许所有人自由生活。但是按照这种逻辑，难道不应该允许反叛的州为所欲为，如果他们很想这样做的话？他觉得这似乎是种伪善。看起来，他把这些想法封存在自己心里。他带着小心翼翼的双手及一箱子医用夹具、缝线和细小如睫毛的弯针来到战地医院。别人给他一把外科手术锯，让他开始新的工作：把生了坏疽的肢体分离开主人的身体。
“我听说这种工作不利于人的头脑，”他写道，“所以我用日记记录下这一沦落的过程。”他像解剖尸体一样冷静地解剖自己的行为。“第一天吐了三次。头晕，腿软。显然是由于体力劳动而非环境。第二天吐了一次。人们难以自制地尖叫。看着他舌头上的蓝色光斑直至他失去知觉。第三天：没有身体反应。人说与其截腿不如死去。他们都这么说。我很想告诉他，他很可能随时会死，但我没说。学一点手段。尖叫声中断时，可以听见远方炮声隆隆。所有人都假装没听见。此地是个巫术学校。第四天：一切恢复正常。在手术台上吃了一个三明治。其他人都这样做。贝妮塔帮我拿着，拢起手掌接住掉下来的碎屑。”
他说他成功地达到了一种境界，他在心里管这叫“分开”，这样他能够以一种一分为二的方式进行自己的工作，不去想躺在他双手下面全无抵抗的生命。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种狭化的眼光，这样，他在做手术时眼里只有需要修理的东西。只是此后，在康复病房里，他才允许自己把他们当人看。
腿和胳膊堆在他的脚边。他视而不见（抑或他宣称视而不见：这里有个矛盾）。甚至尖叫声也不再让他心烦。“房间的音响效果使声音变得饱满，”他写道，“于是全部叫声汇成了阴郁的咆哮。”他相信自己在做善事，甚至是通过修去多余部分——他们肮脏的边缘、损伤了的末梢——来改善这些人的身体。有色玻璃透进的光营造出一种狂欢节的氛围。在战事激烈的日子里，穿水靴、着雨衣是必需的。我估计教堂的排水装置不是很好。
一天，他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景象。他转身看到阳光在有色玻璃窗上形成了一个角度，正好把一个蓝金白三色天使完好地投影到一张床单上。他指给被单下面的病人看，这病人瞧了一眼就开始尖叫起来，认为这是天堂的征兆，歇斯底里地拼命想把这个形象赶走。
随着在环境中渐渐游刃有余，他的幽默感开始显山露水。“今天有个人嚷嚷着说，与其让我拿走他的腿，他还不如做半个人算了。我没同意，不过又说，只要他愿意，我可以成全他，并拿起锯子做了个样子。没人笑，他们在这儿都一本正经。但是我想我看到了贝妮塔的微笑。”
他写，“我下班后来到康复大厅，想提醒自己我正在拯救的是谁。他们是人，有名字、家庭和历史。当躺在床上、毯子一直拉到下巴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完整、健康。我爱他们，深深地。我给他们取了可爱的绰号。肖蒂，斯汤皮，霍皮，斯基皮，贾姆皮（注：这些绰号是索尔根据这些人的伤残和行动特点取的，肖蒂（Shorty）意为“矮子”，斯汤皮（Stumpy）意为“矮胖子”，霍皮（Hoppy）意为“单腿蹦”，斯基皮（Skippy）意为“蹦跳”，贾姆皮（Jumpy）意为“跳跃”。）。他们一看见我两眼就放光。我管他们叫一队独脚海盗，内中有一个人便自称海盗，企图杵瞎我的眼睛。这种胡闹对我有好处。”
教堂大门上的牌子写着“上帝欢迎他的孩子回家”。而索尔也把他们看作亲生儿子，自己的骨肉。他喜欢看他们撑着拐杖上下摇晃，或用胳膊缓慢艰难地行走。“好像初生婴儿第一次学步。嘿哟哟。”他有最喜欢的人，他怎么会没有呢？“有一个黑头发、小脸红扑扑的士兵说，‘医生，给我的脚踝涂点什么吧，这儿疼得厉害。’‘战士，你自己看看，你那儿什么都没有。’‘可我确实觉得疼啊。’‘这是幻肢感。一种普遍会有的感觉。神经伤。我无能为力。病人。’‘医生，你可知道，我的幻肢现在正狠狠地踢你的牙……’”他喜欢这家伙，回去看了他几次，但这孩子总是装睡，一块有色玻璃上的诺亚彩虹给他的脸染上了颜色。他在毯子下面他的腿本该在的位置捏出了一条隆脊。索尔每次都把毯子拉平。鼓励幻觉是不必要的。男孩很快死了，一个粗鲁的独臂人取代了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