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森德先生

作者:莫伊拉.克龙




  然后森德先生出来了,让他的妻子住嘴,随后他把我带进了他的书房。他给我展示了件我不知道的东西:烟斗清洁器是用来派什么用场的。烟斗清洁器是用来直接清洁烟斗柄内侧的,这可不是学校里玩的那些个小把戏。他还给我表演了往烟斗的凹处塞烟叶,然后抽吸烟斗让烟叶动起来。
  在我把这次和森德先生在一起的事情告诉波林后,她根本就不明白他是一个多好的男人。她说,“他那儿有枪,不是吗?”
  “他太孤独了,”我说,“他想念谢里尔·安。复活节马上要到了,他送了我件复活节礼物。复活节是要关爱人的,要死而复生的。”
  “好吧,那现在你为什么每个下午还呆在这儿?”波林问,“你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吗?”
  我觉得这事和波林无关。于是我对她说,“我没必要非得听你的。”我看到了波林脸上掠过的表情,她的眼睛湿润了,泪水盈眶,我也哭了。我不想说对不起,我知道没必要非得说。我长大了,没必要非得说。我甚至没必要在意她。她不过为我们打工而已。
  我上楼的时候,听到悉尼正为波林对我的袒护而喋喋不休。至少听听悉尼的说法吧,她不相信给白种人干活,或者宠坏了他们的孩子会好人好报的。我亲耳听到悉尼说我被宠坏了。对我而言,宠坏听上去就好比像牛奶一样容易变质的某些东西,然后你会把它丢掉。我恨这个词。宠坏意味着一无是处。
  从我十一岁开始,每周六家里都有这么个惯例:早上七点半我父母去杂货店开门营业,我还赖在床上。波林去买东西,然后再带一后备箱杂货回来。差不多在我醒来看卡通片的时候她会到家,有时她会晚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她给我做早餐。
  这周六在波林回来前电话响了。我被吵醒了,电话中传来了森德先生的声音,“喂,我能和小斯塔克讲话吗?”
  这个电话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一直期盼着他打电话给我。
  “想看我给你表演小把戏吗?”他问道。
  我起了床,套上短裤和一件无袖套头衫——一身镶着花边的漂亮套装——然后一蹦一跳地去了他家。
  森德家的门都敞着。我在书房找到了他。他没有刮胡子,衬衫又旧又破,脸看上去好长,好苍白,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忽视掉这些。他直直地看着我,就好像他能看穿我一样,看穿我的全部。他说,“你收到那只鸭子了吗?”
  我觉得很奇怪,他忘了我已经谢过他了,但是我当然得撒谎,因为他是个男人。“哦,是的,我还没告诉你呢。真对不起。我还给它戴了个头箍。”
  这时,书房的门自动关上了。我看到他将一把猎枪放在皮革桌面的桌子上。枪不很长。柄是木头的。和那天晚上他在门廊上拿的枪是同一把。
  他说,“到这儿来。”
  我过去了。
  “看着我,”他接着说,并举起了他的烟斗。 他狠狠地用嘴抽了一口,一分钟后,他吐了一个烟圈。接着他在第一个烟圈里又吐了一个烟圈。两个烟圈漂浮在那里,犹如在跳舞一般。对我来说这太神奇了。他把烟斗递给了我。是个烟斗,可我从来没有抽过烟。我知道谢里尔·安抽她同伴的卷烟,所以我接过了烟斗。
  他说,我应该翘起舌头,把它顶在上颚下。该我做的时候,我照着做了,让烟在我的口腔上部盘旋着。就在他说话的当儿,我已经照他说的那样吐出了一个完美的烟圈。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
  “新手的好运气,”他说道。
  他已经看到我可以有多么出色了,除了波林再没旁人见识过。但是我很生波林的气。然后他摸着我的面颊说,“到这儿来。” 看到又一个烟圈出来了,我便朝他走了过去。这时,我看到了烟在空中漂游,像灰尘一样追逐着光,因为它就是尘埃,是污垢,它令我咳嗽起来,但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我告诉自己要看着它。在光线中,烟圈很美丽,泛着蓝色。我知道,有时候你必须抛开一些事情,只要看光明的一面。女人总是这么做的,我明白这一点。作为一个女人,是要不在乎一些事情的。
  然后我坐在了他的膝头,他把手放在了我的腰际,然后他把手又放在了我腰间松紧口的下方,朝下,就这么朝下。我知道他犯了个错误;他的手已经朝下伸进了我的短裤里,不是短裤外。我于是抬了抬屁股,因为这可以让他的手自然滑出来,而不让他难堪。我知道自己应该这么做。不要让他为了自己的错误而感到难堪。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外面,是在叫我。我挪了挪屁股,但是我在这么做的时候,他又把手放了回来。我稍微蠕动了一下,然后盯着他的脸,因为我将不得不对他做出解释,将不得不甜甜地告诉他,他的手放错了地方,要耳语般的,我明白这点。我似乎不应该光火。在我就要盯着他的脸看时,我觉得他在把手拿出来的时候也许会念着我的名字,再吻我一下。但是当我仰头望着他时,他并没吻我,只是拍拍我。他应该知道我名字的,可他叫错了,他叫我谢里尔。
  “别动,”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你为何而来吗?你这是怎么了?你不知道吗?你不明白吗?你不懂吗?”
  
  波林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发生在瞬间的,但某一个时刻你只能看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这就是存活,有时候活着是一种耻辱。如果你从头至尾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件事跟着一件事地经历过,你会发现这个故事里有几个谜。但有个你能抵达的地方,在那儿,这些谜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年的圣诞节过后,莉莉的小道消息烦扰着我。她说隔壁的森德先生在追求他的女儿谢里尔。谢里尔十八岁了,在上大学。她开始约会了,可她爸爸一点也不喜欢她这样。这孩子说不管谢里尔如何穿着,他都不会喜欢的。我说,“啊哈,我明白了,”好像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你是怎么发现的,以至于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朋友悉尼·伯德坐在桌边听着。她在森德家打工,但是她也回家过圣诞节了,没目睹那场争执。她认为森德一家是个彼此间缺乏交流的家庭,所以她很奇怪这个家庭仍在那儿维系着。丈夫和妻子从不讲话,也从不争吵。悉尼不认识谢里尔·安,因为她在外上女子大学。我看着谢里尔长大。奥利夫太太并没有为自己的女儿操太多心,在那孩子十岁的时候我就这么说过了,年复一年,而今已成了事实。悉尼在那儿工作没多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对于莉莉的小道消息,悉尼说,“我觉得谢里尔应该一切正常,可某人却叫人吃惊。别告诉我这个该死的丫头会整出什么事来。”
  “悉尼,”我说道,我让她别对一个孩子说该死,毕竟莉莉还只有十一岁。她妈妈可不想她被诅咒,而且我也不相信她会凭空捏造。自打她一出生,我就在照看她——把她从医院抱回家,因为她的妈妈想在分娩后安安静静地睡上一觉。
  悉尼试图去解释。她对莉莉说,“我说的不是传教士的地狱。”
  那个词又出现了。自从我认识悉尼·伯德以来,她就没完没了地在为自己的口无遮拦而惹麻烦。
  那时我还在爸爸家,还和我的姐姐、妹妹三个人合睡一张床的时候就认识她了,我爸爸那时还是县南部的一名佃农。在我们小的时候,该上学的年龄,我们却在种烟草。她总喜欢谈论自己的想法,可我依然爱她。
  自悉尼在森德家工作以来,每周日下午,在我搞好清洁,准备好晚饭,打算回家的时候,我就喊她。我用的是农场工人那种由低而高的叫喊方式。对城里人来说,这听上去有点粗野,我们都知道,可我们喜欢这样。
  我和她吃饭比较晚——猪肉片配绿色蔬菜,或者是谷物面包,这都是我没有给莉莉的父母做过的。我们有自己外出的时间,我们一道等候我们的专车。
  我以前嫁过的男人,米勒·琼斯是我们俩的车夫。他有辆大大的红色庞蒂克,宝绿色的内饰。他刚来这里不久。
  斯塔克家是我所工作过的唯一一户白种人家庭。悉尼却已经在城镇工作很久了。她已经因为爱传闲话而丢掉了不止一份的工作,有些是因为她的雇主们太疯狂了。白种人不知道该如何言行举止,这是她的口头禅。她已经研究过了。他们受过洗礼,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应该知道某些事情的,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还有个借口,她说,我们还有白种人可以对照,但是白种人却没有一个可以比照的。在她工作过的人家——不是低层次的,而是上等家庭——大多数白种女人都是以疯狂的方式逃离男人的。在他们的束缚下,她们几乎无法呼吸,处境得不到任何改善,就好像她们喜欢被囚禁一样。她曾经看到有钱的白种女人被她们的丈夫抓住,她们的衣服破了,像足球小子一样摔着跟头,整个过程中她们竟然还在笑。男人可以为所欲为,做任何事,她说。有时候女人也这样。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总有一天会穿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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