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森德先生
作者：莫伊拉．克龙
在我把这次和森德先生在一起的事情告诉波林后，她根本就不明白他是一个多好的男人。她说，“他那儿有枪，不是吗？”
“他太孤独了，”我说，“他想念谢里尔·安。复活节马上要到了，他送了我件复活节礼物。复活节是要关爱人的，要死而复生的。”
“好吧，那现在你为什么每个下午还呆在这儿？”波林问，“你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吗？”
我觉得这事和波林无关。于是我对她说，“我没必要非得听你的。”我看到了波林脸上掠过的表情，她的眼睛湿润了，泪水盈眶，我也哭了。我不想说对不起，我知道没必要非得说。我长大了，没必要非得说。我甚至没必要在意她。她不过为我们打工而已。
我上楼的时候，听到悉尼正为波林对我的袒护而喋喋不休。至少听听悉尼的说法吧，她不相信给白种人干活，或者宠坏了他们的孩子会好人好报的。我亲耳听到悉尼说我被宠坏了。对我而言，宠坏听上去就好比像牛奶一样容易变质的某些东西，然后你会把它丢掉。我恨这个词。宠坏意味着一无是处。
从我十一岁开始，每周六家里都有这么个惯例：早上七点半我父母去杂货店开门营业，我还赖在床上。波林去买东西，然后再带一后备箱杂货回来。差不多在我醒来看卡通片的时候她会到家，有时她会晚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她给我做早餐。
这周六在波林回来前电话响了。我被吵醒了，电话中传来了森德先生的声音，“喂，我能和小斯塔克讲话吗？”
这个电话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一直期盼着他打电话给我。
“想看我给你表演小把戏吗？”他问道。
我起了床，套上短裤和一件无袖套头衫——一身镶着花边的漂亮套装——然后一蹦一跳地去了他家。
森德家的门都敞着。我在书房找到了他。他没有刮胡子，衬衫又旧又破，脸看上去好长，好苍白，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忽视掉这些。他直直地看着我，就好像他能看穿我一样，看穿我的全部。他说，“你收到那只鸭子了吗？”
我觉得很奇怪，他忘了我已经谢过他了，但是我当然得撒谎，因为他是个男人。“哦，是的，我还没告诉你呢。真对不起。我还给它戴了个头箍。”
这时，书房的门自动关上了。我看到他将一把猎枪放在皮革桌面的桌子上。枪不很长。柄是木头的。和那天晚上他在门廊上拿的枪是同一把。
他说，“到这儿来。”
我过去了。
“看着我，”他接着说，并举起了他的烟斗。 他狠狠地用嘴抽了一口，一分钟后，他吐了一个烟圈。接着他在第一个烟圈里又吐了一个烟圈。两个烟圈漂浮在那里，犹如在跳舞一般。对我来说这太神奇了。他把烟斗递给了我。是个烟斗，可我从来没有抽过烟。我知道谢里尔·安抽她同伴的卷烟，所以我接过了烟斗。
他说，我应该翘起舌头，把它顶在上颚下。该我做的时候，我照着做了，让烟在我的口腔上部盘旋着。就在他说话的当儿，我已经照他说的那样吐出了一个完美的烟圈。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
“新手的好运气，”他说道。
他已经看到我可以有多么出色了，除了波林再没旁人见识过。但是我很生波林的气。然后他摸着我的面颊说，“到这儿来。” 看到又一个烟圈出来了，我便朝他走了过去。这时，我看到了烟在空中漂游，像灰尘一样追逐着光，因为它就是尘埃，是污垢，它令我咳嗽起来，但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我告诉自己要看着它。在光线中，烟圈很美丽，泛着蓝色。我知道，有时候你必须抛开一些事情，只要看光明的一面。女人总是这么做的，我明白这一点。作为一个女人，是要不在乎一些事情的。
然后我坐在了他的膝头，他把手放在了我的腰际，然后他把手又放在了我腰间松紧口的下方，朝下，就这么朝下。我知道他犯了个错误；他的手已经朝下伸进了我的短裤里，不是短裤外。我于是抬了抬屁股，因为这可以让他的手自然滑出来，而不让他难堪。我知道自己应该这么做。不要让他为了自己的错误而感到难堪。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外面，是在叫我。我挪了挪屁股，但是我在这么做的时候，他又把手放了回来。我稍微蠕动了一下，然后盯着他的脸，因为我将不得不对他做出解释，将不得不甜甜地告诉他，他的手放错了地方，要耳语般的，我明白这点。我似乎不应该光火。在我就要盯着他的脸看时，我觉得他在把手拿出来的时候也许会念着我的名字，再吻我一下。但是当我仰头望着他时，他并没吻我，只是拍拍我。他应该知道我名字的，可他叫错了，他叫我谢里尔。
“别动，”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你为何而来吗？你这是怎么了？你不知道吗？你不明白吗？你不懂吗？”
波林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发生在瞬间的，但某一个时刻你只能看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这就是存活，有时候活着是一种耻辱。如果你从头至尾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件事跟着一件事地经历过，你会发现这个故事里有几个谜。但有个你能抵达的地方，在那儿，这些谜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年的圣诞节过后，莉莉的小道消息烦扰着我。她说隔壁的森德先生在追求他的女儿谢里尔。谢里尔十八岁了，在上大学。她开始约会了，可她爸爸一点也不喜欢她这样。这孩子说不管谢里尔如何穿着，他都不会喜欢的。我说，“啊哈，我明白了，”好像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你是怎么发现的，以至于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朋友悉尼·伯德坐在桌边听着。她在森德家打工，但是她也回家过圣诞节了，没目睹那场争执。她认为森德一家是个彼此间缺乏交流的家庭，所以她很奇怪这个家庭仍在那儿维系着。丈夫和妻子从不讲话，也从不争吵。悉尼不认识谢里尔·安，因为她在外上女子大学。我看着谢里尔长大。奥利夫太太并没有为自己的女儿操太多心，在那孩子十岁的时候我就这么说过了，年复一年，而今已成了事实。悉尼在那儿工作没多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对于莉莉的小道消息，悉尼说，“我觉得谢里尔应该一切正常，可某人却叫人吃惊。别告诉我这个该死的丫头会整出什么事来。”
“悉尼，”我说道，我让她别对一个孩子说该死，毕竟莉莉还只有十一岁。她妈妈可不想她被诅咒，而且我也不相信她会凭空捏造。自打她一出生，我就在照看她——把她从医院抱回家，因为她的妈妈想在分娩后安安静静地睡上一觉。
悉尼试图去解释。她对莉莉说，“我说的不是传教士的地狱。”
那个词又出现了。自从我认识悉尼·伯德以来，她就没完没了地在为自己的口无遮拦而惹麻烦。
那时我还在爸爸家，还和我的姐姐、妹妹三个人合睡一张床的时候就认识她了，我爸爸那时还是县南部的一名佃农。在我们小的时候，该上学的年龄，我们却在种烟草。她总喜欢谈论自己的想法，可我依然爱她。
自悉尼在森德家工作以来，每周日下午，在我搞好清洁，准备好晚饭，打算回家的时候，我就喊她。我用的是农场工人那种由低而高的叫喊方式。对城里人来说，这听上去有点粗野，我们都知道，可我们喜欢这样。
我和她吃饭比较晚——猪肉片配绿色蔬菜，或者是谷物面包，这都是我没有给莉莉的父母做过的。我们有自己外出的时间，我们一道等候我们的专车。
我以前嫁过的男人，米勒·琼斯是我们俩的车夫。他有辆大大的红色庞蒂克，宝绿色的内饰。他刚来这里不久。
斯塔克家是我所工作过的唯一一户白种人家庭。悉尼却已经在城镇工作很久了。她已经因为爱传闲话而丢掉了不止一份的工作，有些是因为她的雇主们太疯狂了。白种人不知道该如何言行举止，这是她的口头禅。她已经研究过了。他们受过洗礼，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应该知道某些事情的，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还有个借口，她说，我们还有白种人可以对照，但是白种人却没有一个可以比照的。在她工作过的人家——不是低层次的，而是上等家庭——大多数白种女人都是以疯狂的方式逃离男人的。在他们的束缚下，她们几乎无法呼吸，处境得不到任何改善，就好像她们喜欢被囚禁一样。她曾经看到有钱的白种女人被她们的丈夫抓住，她们的衣服破了，像足球小子一样摔着跟头，整个过程中她们竟然还在笑。男人可以为所欲为，做任何事，她说。有时候女人也这样。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总有一天会穿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