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我就是被他们叫做深喉的那个家伙
作者：［美］约翰·Ｄ·奥康纳
给闯入行动提供的资金系通过一个墨西哥银行的帐户瞒汇漏税而来，实际上来自由尼克松第一届任期时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掌管的CRP的金库。闯入事件之后，华盛顿满城风雨：五个与共和党有干系的男子带着手套、照相机、大量的现金还有窃听设备跑到民主党竞选运动总部干什么？
这起事件之所以持续成为头条新闻，还得感谢一对令人讨厌的记者搭档，两人当时都30岁不到：卡尔•伯恩斯坦，一个邋里邋遢的大学退学生，在《邮报》干了六年，已是个老手（如今是作家、演讲家，《名利场》杂志的撰稿人），鲍勃•伍德沃德，曾是海军军官，耶鲁毕业（如今是著名作家、《邮报》总编辑助理）。事件持续升温的另一个原因，是联邦调查局的不断调查，在代理副局长马克•费尔特的指挥下，他的团队找了86名政府和CRP的人员谈话。然而，这些调查活动很快遭到暗中破坏。白宫和CRP已要求他们的律师每次会面都要到场。费尔特相信，中央情报局故意给了联邦调查局错误的线索。联邦调查局对这些谈话的“评论”的大部分正被秘密传给尼克松的顾问约翰•迪安——传送者不是别人，正是费尔特的新上司，L•帕特里克•格雷。（格雷，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闯入事件发生的六周前，接替了去世的J•埃德加•胡佛的位置。）整个这一过程中，尼克松阵营都在否认白宫和CRP同水门事件有任何瓜葛。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调查”，无证据显示白宫中有谁与之有牵连。
闯入事件被解释为一起个人勒索阴谋，涉案者仅限于被拘留的那几名嫌犯，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似乎陷入僵局。麦戈文没有能因为此事而赢得竞选的魅力，1972年11月，时任总统以压倒性票数获得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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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那个要命的夏秋，至少有一位政府官员决心不让水门事件烟消云散。那人就是伍德沃德的“有关人士”。为了让水门事件成为焦点，深喉不断地向记者证实或否认机密信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会把这些信息编进他们连续不断的报道，还总是放在《邮报》的头版。
在不计其数的会面中，为防跟踪和窃听，伍德沃德与深喉想出了间谍式的方法，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假如伍德沃德提出要见面，他就在寓所阳台的后面放一个空花盆（里面插上一面红旗）。倘若是深喉提出，每天早晨七点前送给伍德沃德的那份《纽约时报》第20页里，就会神秘地出现一只时钟的指针。然后他们会在约定的时间在一个地下停车场会合。（伍德沃德一般会乘坐两辆出租车，再步行一小段路赴约。）停车场给深喉提供了一个昏暗的密谈场所，一个能清楚观察跟踪者迹象的视角，还有快速撤离的路线。
无论深喉是谁，他是一个心乱如麻的政府官员是确定无疑的。正如《邮报》的两名记者在他们1974年出版的那本描写水门事件幕后故事的《总统班底》一书中所写的，深喉生活在孤寂与恐惧中，随时都有被解雇甚至是被告发的危险，也没有同事可以信赖。职业与境况既然已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之中，他理所当然地怀疑电话被窃听了，房间里也被安了窃听装置，文件也被人翻查过。深喉最终还会警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他有理由相信“每个人都有生命危险”——意指伍德沃德，伯恩斯坦，大概，还有他自己。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邮报》置白宫的压力与抗议于不顾，对事件的披露有增无减。对政府越发愤怒的深喉也变得越来越勇敢。过去他仅仅是证实两名记者从别的渠道得来的消息，现在他开始提供政府策划的这一阴谋的细节与轮廓了。（在那本书的电影版里，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廷•霍夫曼分别扮演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哈尔•霍尔布鲁克出演深喉一角。）
很快，公众的抗议与日俱增。别的媒体也开始认真报道此事。1973年参议院开会吸引了电视转播，当关键人物，比如约翰•迪安获得了豁免待遇，整个阴谋大白于天下。调查表明，总统尼克松录制了大量商讨策略的会议音带——而且掩饰手段违反了有关阻挠执法的法令。1974年8月8日，随着众议院明显倾向于弹劾，总统宣布辞职，尼克松政府内外30多名政府及竞选活动官员服罪或被控有罪。一言以蔽之，水门事件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即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很大程度上由于《邮报》所披露出的这些秘密，有时和深喉一样，法庭与国会见不得现任总统为所欲为，也总是要提防总统及其内阁企图以“行政特权”的名义阻挠他们获取白宫的文件。水门事件促使后来所谓的“独立律师”法令（针对对高级联邦政府官员的调查）付诸实施，并使“检举”（商业和政府的不法行径）这一仍然带着冒险与英勇的行为合法化。水门事件还激励了一家独立媒体，实际上是催生了一批好调查的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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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那次政治大混乱起，深喉就拒绝暴露自己。他在七届总统任期内都保持沉默，置唾手可得的财富于不顾，那些财富可能来自一本讲述大揭密的书、电影或者电视专题节目。伍德沃德说，深喉希望隐名埋姓直到死，他发誓要保守线人的秘密，他已保守了二十多年了。（严格地说，深喉的身份只有伍德沃德、伯恩斯坦、他们的前主编本•布拉德利——还有深喉本人知道。）
在《总统班底》这本书里，作者把他们的线人描述成一个富于激情而又自我矛盾的人：“他明白自己的弱点，乐意接受自己的缺点。不可思议，他是个不可救药的蜚短流长者，他仔细地区别流言的来龙去脉，对此很是痴迷……他会大喊大叫，他酗酒，夸夸其谈。他不善于掩饰感情，可以说不像是这个位子上的人。”尽管他是华府的人，却是个被官僚纷争搞得“精疲力竭”，对尼克松政府的“弹簧刀心态” （switchblade mentality）及其政府机构政治化策略不再抱有幻想的人。深喉这种人处在一个“极端敏感”的位置，处于“一个有大量来自各地的信息进进出出的信息集散地”，与此同时，又异常在意自己作为秘密消息人的这一角色。“深喉，” 伍德沃德2003年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否认他曾帮助过我们，对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撒了谎。”
随着岁月的流逝，琼•费尔特真的开始想知道，她父亲是否就是这个勇敢而又备受折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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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马克•费尔特出生在爱达荷州的双瀑城，那个时候，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还是一副典型的爱国者形象——在这片被战争，被大萧条，被暴力犯罪弄得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与犯罪做斗争。出身于中等家庭的费尔特为人爽直，爱发号施令，就读于爱达荷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学院，娶了同是从爱达荷大学毕业的奥德丽•鲁宾逊，1942年进入联邦调查局。
衣冠楚楚，迷人帅气，一头引人注目的浅棕色头发，随着时光渐渐变灰，费尔特像极了演员劳埃德•布里奇斯。他曾是民主党党员（里根执政时期转为共和党），倾向保守，遵纪守法。他们一家经常搬家，他会去琼•费尔特就读的每一所学校讲话——条子衣服里藏着腋下手枪套。在调查局，他同上级和下属都处得不错，嗜饮苏格兰和波旁威士忌，虽然他也曾把胡佛的关于其探员不得饮酒的纪律放在心上。费尔特任堪萨斯城特务负责人期间，采用积极而富有创新的策略，帮助打击了该城的犯罪团伙，1962年，他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训练部副司令。费尔特练就了简洁、客观的写作风格，此举深得做事严谨的胡佛的赏识，胡佛也视费尔特为最亲近的幕僚之一。1971年，在一次对他那位寻权的国内情报部负责人威廉•沙利文的管制行动中，胡佛将费尔特升到一个新设的岗位以监视沙利文，使费尔特一跃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