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我们已变成了九一一的面孔
作者:玛丽安·丰塔纳
“我不那么想,”我父亲说,声音小得快听不见了。
“爸爸的朋友去找他,当他们发现他时……”我说,艰难地忍耐着,“他也许死了,要么身体受了伤。”
艾丹疑惑地看着我。“我认为爸爸会推开砖头站起来的,”他果断地说。
“爸爸不会站起来了。”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软弱无力。
“但我们会好起来的。我们会好好地照顾你,让你确信自己是安全的,”我父亲帮我说,我希望自己依然年轻,并始终相信父亲告诉我的一切。
下午5:43
过去十年,我一直居住在邻近布鲁克林区的公园坡。它古朴雅致,如今看去却突然显得陌生而奇怪了。第七大道的每家店铺都为伤者和失踪者张贴了旗帜和标识。所有书摊都铺满了燃烧着的世贸双塔的不祥照片。卡罗尔大街上,一个坐在折叠椅里的身材魁伟的女人,用一个咖啡罐为第一中队募捐。古老的第一新教归正会教堂平日只在周日开放,如今它的门敞开着,并为白色的纸所覆盖,纸上是人们给失踪者的留言。
戴夫最小的弟弟爱德华拼命想跟上我前往消防局的飞快步伐,我想了解一些情况。巨大的人群逗留在第一中队的办公楼前,这是一幢三层楼的窄砖建筑,夹在一家日本餐馆和一个食品消费合作社中间。我们慢慢靠近消防局,凝视着每扇红色设备门边上的那些灵堂的蜡烛,它们数以百计,长而苍白,烛火在风中摇曳。二楼带花纹的屋檐处,悬挂着紫色和黑色的彩带,忧郁的消防局标志已经面目全非。取而代之的是几个斯派克牌的桶,里面装着用透明塑料纸包装的一束束鲜花。当我们接近入口时,我认出了不少邻居:瑜伽工作室的女人,我学生的父母,在百吉圈店工作的男人。我一直低着头,人群自动地让出一条小道,以便爱德华和我通过。宽敞的机械门升起来,停放消防车的地方空荡荡,我站在那里,就像是站在排干了水的池底。
穿过房间,我来到大厅另一边,那里的一块粉笔写字板上写着当班人员的名单:埃斯波西托、加维、贝尔彻、巴特勒、卡罗尔。写字板旁边立着个架子,十二张8×10的失踪人员的照片整齐地排列成行,粘在白色招贴板上。头部快照是从一张合影中弄下来的,照片摄于那年的一场火灾,每张照片下都附着各人的名字:皮特·卡罗尔、汤米·巴特尔、吉姆·阿马托……加里·博克斯、戴夫·丰塔纳。一看到戴夫的名字,我的胃就抽搐起来,似乎要跌倒似的。戴夫·丰塔纳。戴夫,你在那儿做什么?你应该回家的。你说过你会当心的。你答应过的。
下午7:10
中队的消防员乔·奥唐奈把爱德华和我带上陡直的楼梯,来到消防局的顶层,这里放着消防员的小橱柜。房间里光线昏暗,墙壁漆成工业绿。黑色的小木橱柜排在墙壁四周,远处的尽头摆了一些健身器材和杠铃。
“情况不妙。那会儿我们正好不在,”乔歉意地说,一路捡拾着衬衫。每个小橱柜都饰有名信片、图片、色情图画和妙语录(注:bumper stickers, 在美国,人们常在汽车后面的保险杆(Bumper)上贴些标签(Sticker)。)这些标签字里行间充满了美国人的幽默,例如,写着“如果你能看清这些字的话,那就表示你离我太近了。”我们在戴夫的柜子前停下来,它处于右边的中间位置;柜门上除了一张琼斯海滩的名信片外什么都没有。柜子里面,艾丹和我的照片排成一行,镜子下面挂着一面爱尔兰国旗。低矮的书架贴墙站立,上面整齐地摆着他参加中尉考试的学习用书。每个架子的顶部都放着四个咖啡罐,并根据硬币的种类区分开来,里面装满了零钱。想起戴夫是多么喜爱零钱,我不禁笑起来。我眼中那些可以丢掉的美金小钱,在戴夫看来,却是大学基金、可能实现的度假以及我们梦想的房子。我把他的斜纹粗布外套从挂钩上取下,披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沉浸在他的体味中。衣服很大,像块地毯,背部绣着土黄色的“第一中队”字样。在其中一个口袋里,我找到了他的棕色旧钱包,当我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到他那枚又大又圆的结婚戒指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他告诉过我,救火时他从不戴戒指,因担心它被求救者伸手乱抓而滑落,又或者在高温下融化。戒指式样简洁,牢固结实,厚实闪亮的标牌刻着“永在我心”,深深镶进银子里。
9月23日,晚上11:30
消防处给我一部移动电话,用于紧急呼叫。我为更多坏消息的到来做好了心理准备。电话那头说话的是中队里的一员。
“听着,”他声音非常严肃,不由得使我喘息起来,“以此事打搅你,我表示抱歉,我知道你就在附近,一切……”
“什么?”
“一名主管接到通知并告诉我们,他们准备关闭中队。”
“什么?!”我尖叫一声,义愤填膺,胃里像喷出了熔岩。“为什么?”
“我不知道。特别行动组损失过多,他们说已经没有那么多训练有素的人去增援搜救现场了。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到曼哈顿附近的消防局去。”
“他们不能那么做!”我大声喊道,怒火蹿得更高了。
“是消防处让我通知你的。我们走后再骂我们吧。”
“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他的橱柜!”我说。
“谁都没来得及,这是极不寻常的两周。”
“这是谁告诉你的?”我问,脑筋飞速旋转起来。
“诺曼主管,他是昨天晚上接到通知的,然后告诉了我和其他人,说他们准备关闭中队。我们现在要往林恩·蒂尔尼家打电话了。”
“你有诺曼主管的电话号码吗?”我问他,然后写下来。“瞎扯淡。我要喊上两三个朋友。看看我能做点什么。”此刻我踱起步来,又快又猛,踩得铺着油地毡的地面噼啪响。“我想明天我们该有个抗议。”
“我们都要去参加蒂姆·斯塔克波尔的葬礼。”
“他们找到汤米啦?”
“是的,就在不久前的一天。我以为你知道了。消息已经见了报。”
“他是在哪儿给发现的?”
“南塔,我想。”我心里猛地一震。我知道戴夫在南塔。他们正在那儿做最后的遗体搜寻。
“他的葬礼安排在什么时间?”我问。
“十一点。在海洋公园。明早打电话叫你。我们会派人开车来接你。”
我挂上电话,怒火再次袭上心头,正是愤怒使我下定了决心。我打电话给戴德,家住在第三街的我朋友。我们决定在邻里间互相保持电话联络。“我们要集合两次,”我突然决定。“一次在3:30,孩子们可以回来。一次在6:30,新闻界能听到有关这事的消息。”肾上腺素的急速分泌像咖啡因一样使我兴奋异常。
那晚,我在电脑上把诺曼主管的电话号码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我七百八十六个朋友、家庭成员和业务熟人,他们都列在我新近整合好的一份名单上。
凌晨两点,我姐姐生气地大声叹了口气,问:“你基本上结束了吧?”她从十二号那天到达以来,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仍在猛烈敲击着键盘,撰写那份准备在早晨张贴于邻近地区的传单。
未亡人的恳求
我的丈夫戴夫·丰塔纳——第一中队的消防员——在“9·11”袭击事件中失踪。昨晚,第一中队消防员通知我说,消防局将从明日起关闭。消防局不仅是我悲伤的避难所,也是公园坡社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一中队的消防员正在不知疲倦地找寻他们倒下的兄弟,离开家园他们同样感到心碎。请不要关闭我丈夫热爱的并为之服务的消防局,而让他白白地死去。
消防员和我已经受到触动并充满力量,是社区洋溢的强大支持使然,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你们的帮助。请打电话给特别行动组的诺曼主管,让他听到你们的声音!谢谢!
我印了四十五份,并找来一大捆绳子。捆好后,我吃了两片安眠药,躺在长沙发上,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终于,我沉入那深而空虚的睡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