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我们已变成了九一一的面孔

作者:玛丽安·丰塔纳




  一天下午,当我疯狂地寻找无绳电话时,我把手放在心脏上感受其跳动。是不是喝了太多的咖啡?是不是跑得太快?为什么这种感觉是如此熟悉?我按下了电话基座上的翻页键。什么也没有。我叹气。放弃了,我走进卫生间,这是惟一一间我能够接听移动电话的屋子,我开始检查我的信息。当我从抽水马桶上站起来,提起盖子时,我注意到马桶底部的电话,它像艘沉船。这是来自一个五岁小孩儿的求救。自从戴夫离开之后,我发现独自做家长是多么艰难,就好像我们这个三角形缺了一角似的。我们在母子二人的日子里过得磕磕碰碰,艾丹夜里因为害怕而无法入睡,白天又活跃得反常。我觉得一股熟悉的罪恶之波向我袭来。我打电话去了消防局。来自中队的一些家庭下周将把他们的孩子从学校里接出来带去夏威夷。“把我们也列入名单吧。”
  
  12月2日,上午8:07
  夏威夷航空公司为消防员、警察和营救人员的家人包了架747。我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来自中队的朋友。我立刻认出了些未亡人,她们正向后排坐去。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们都沉默下来。我知道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们的爱人,正是有如子弹的飞机将他们杀害了。恐惧再次使我呼吸加速。我手里需要做些什么,于是我紧了紧艾丹座位上的安全带,视线穿过通道注视着我的姐姐利厄。她看上去跟我一样恐惧,她的后脑勺压着座椅靠头,手指牢牢抓住座位的扶手。我们在加速,离开了跑道,也不知为什么飞机升高了,当它的巨大重量在空中越升越高时,飞机反抗了一切逻辑。感觉就好像整个飞机都屏住了呼吸。
  “我在云里看到了爸爸!”当我们沿着一块白色地毯般的云航行时,艾丹叫道。“看,妈咪!我能看到他!”人们转过来看,他们的脸因为同情而扭曲了。我咬着我的嘴唇,从椭圆形的小窗户看出去。我很想看到戴夫,但所见的只是远到与地平线相接的云海。“看到他了吗?”艾丹急切地问,我拼命地想从大脑的档案中搜索点适合的话语出来。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告诉他,尽管我竭力控制,但还是流下了眼泪。
  “他就在那里,”艾丹指着那里坚持说。我的手臂旁递来一张面巾纸,我转头看到了赫策尔夫人,一名已故消防员的母亲。她和儿媳黛安娜以及三岁的孙女坐在我后面。
  “谢谢你,”我低声说道,她点了点头,灰色的眼睛也因为泪水而湿润了。她靠上前来,把手伸给我握住。当艾丹对着云海中他想象的爸爸招手时,我们就这样流着泪,坐了很久。
  
  12月6日,上午9:30
  托尼·爱德华劝说我跟其他家庭一起参加冲浪课程。我一直都害怕大海,海浪像醉酒的男人,强健有力且反复无常。我曾经嫉妒过戴夫在水里的无拘无束,他游泳时身体轻巧灵活、熠熠生辉,像海豚一样轻松。我把戴夫的那些事告诉我们的教练约翰,关于他如何在琼斯海滩做救生员,如何游泳,如何把大海作为老朋友一样热爱。
  我尝试了多次,最终站到了船板上,骑上浪头。我深吸一口气,笑了,保持住平衡,享受着这种感觉。我一遍遍地实践着,不想让这种轻盈的感觉就此终止,海水本身似乎可以使人解脱。
  “我丈夫会为我感到骄傲的,”我对约翰说。
  “为什么不带上艾丹呢?”他问。“他会爱上这项运动的。”
  “我不想……他还只有五岁……他泳游得还不算好。”我没有告诉他我同样多么害怕失去艾丹,他是我留在这世界上的全部。
  艾丹学着如何蹚水和站立,他和约翰至少有五分钟是在水里的。他站在船板上,双手张开,脸上漾着微笑。我的心脏因为兴奋而跳动加速,约翰鼓励着他。我拍下了照片,悲喜交加。似乎每种可能的情绪都填满了我的心,把它撑成一个过分膨胀的气球。我处处都能感觉到戴夫。温暖的海滩空气是他的呼吸,他的声音在浪花上低回。我第一次听到了他,我的耳朵准备听他的男高音说:“我与你同在。”
  
  下午5:48
  我淋浴的时候利厄来敲门了。
  “怎么啦!”
  “出来一下。”
  “就来!”我不高兴地说。我转开了门,身上还滴着水,裹着一块不大的浴巾。托尼、休伊、迈克·斯塔克波尔正站在门廊处,他们面容严肃。
  “他们找到了戴夫,玛丽安,”迈克·斯塔克波尔说。我紧了紧身上的浴巾,好使自己支撑住。
  “他在哪儿?”我问。
  “我不知道细节。我想是在南塔。”
  “他的身体还完好吗?”男人们不自在地动了动;休伊强拧着自己嘴巴不哭出来。
  “已经过去三个月了,玛丽安。乔·奥唐纳在那儿,但他不知道是戴夫。他恐怕已变形了。”所有的人都沉默下来。他们都看着我,等待我的反映,而我却凝视着地毯的一小块绒毛。我感到迷惑。我应该为找到他而高兴。这是我努力争取的成果,同时痛苦的感觉一如他离开那天向我袭来。
  “这是好事啊,玛丽安,”迈克·斯塔克波尔说。“这是你奋斗的结果。”
  “是的,我知道,是好事情。”我点着头,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你们到这儿来我很高兴。”我与利厄四目相对,我知道我正要失去它。我迫使自己把嘴抿紧,强忍眼泪。“谢谢你们告诉我,”我说。消防员踮着脚尖离开了,好像我是个熟睡的小孩。门关上后,我泪如雨下,想象戴夫变成一个个部分,身体碎块像种子一样撒在那儿。“我英俊的丈夫,”我痛哭着,把手拢起来伏在眼睛上,这样就能看到事发地点了,营救工作人员挖掘出戴夫碎裂的头颅骨,他的尸体腐烂了,无法辨认。在我的眼睑后面,我能勾画出戴夫身体的碎块,他们把他放进装尸袋并拉上拉链,然后把他放上斯塔克斯担架。当他覆盖着美国国旗被抬出归零地时,营救人员脱下他们的头盔和安全帽,关注着这个肃静的仪式。
  
  2002年1月3日,下午12:34
  我步行在政府大厦前面的鹅卵石街道上,我将和朱利亚尼市长进行最后一次会面,即使面对自己,我也不愿意承认,对他的卸职,我深感悲哀。最后一轮投票中我并没有选他。虽然我很怀疑,但我还是喜欢上他了。尽管我听说他顽固、霸道,但对于我们这个团体,他还是挽起袖子予以了帮助。即便我常常经不住要插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向他们的价值支付报酬呢?”我仍旧喜欢他说到消防员时使用“我的人”这个称谓。我发现他有号召力,容易沟通。
  会议在建筑物西翼中我最喜欢的房间里举行,内有高高的前任市长的油画和巨大的圆形会议桌。我问候了普通“9·11”家属团的领导。朱利亚尼市长、汤姆、林恩以及所有工作人员一起进来了。就连市长的女友朱迪思·内森也来道别。朱利亚尼市长吻了我的面颊,像通常那样撞上了我的面孔。我想知道戴夫,甚至是比我更迷惑的政客是否也会喜欢上朱利亚尼市长。他或许会觉得我很天真?我知道这对政客们善待家人是有好处的,“9·11”事件也使市长真正地改变了。
  每个政客都认领了一个家庭,并作为其首领,跟养宠物似的,这看上去很有趣。查克·舒梅尔议员和帕塔基官员选择了卡蒂埃家。艾略特·斯皮策喜欢安东尼·加德纳。希拉里·克林顿和朱利亚尼市长认下了我。朱利亚尼市长邀我参加慈善活动,去双塔基金咨询委员会工作。希拉里·克林顿请我去吃午饭,还让我有困难就给她打电话。我谨慎地接受他们的邀请,小心地避免与任何人结成特别的盟友关系。历经演讲、记者招待会、会议,我不能摆脱这种感觉:我一直在抛头露面。我环顾家属团的带头人们,他们围在桌旁正襟危坐,翻阅着材料,我们已变成了悲伤的外交家,变成了“9·11”的面孔;我真不晓得,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谁能够回到以往熟悉的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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