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诺曼·梅勒与纽约
作者：［英］Ｖ．Ｓ．奈保尔
我遇上一个来自“解放新闻服务”机构的年轻人，他跟我一样迷了路。他毛发浓密，表情忧郁而愤慨。他曾在早上使出浑身解数才挤进了竞选车，可是最终连一个采访梅勒的机会也没得到。他给我看了他和班宁谈话记录。
“班宁：看，我们需要来自你们左派阵营中坚人物的报道……为了在小镇赢得竞选，我们需要许多陌生人的选票……他现在急切渴望得到左派的支持。”
“梅勒并没有给美国政治带来新东西，”那个解放新闻的记者在我们一起穿过人群，寻找竞选团队时说，“他只是曲解了原有的政治模式。”
碧绿色的跑道中心点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飞机一架接着一架从远处升起，引擎排出的黑烟萦绕着肯尼迪机场的天空。
“问题是，梅勒认为自己是一位存在主义英雄。在美国这个知识分子常常只说不做的地方，这种英雄总是说，‘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乏味。我们必须用行动给生活创造一些戏剧性。’梅勒提出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想法，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世界如此枯燥乏味。他说，‘世界枯燥乏味，但是如果有了我的加入，它将变得有趣。’”
存在主义：我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梅勒喜欢用的词；它可以形容我心中对这场政治活动的全部感觉，它的光彩荣耀，它的暧昧不明。这个解放新闻机构的美国记者才十九岁，但他流利的表达丝毫没有让我惊讶。
“重要的是，就算梅勒输了，别人也不会说他输给了腐败无能的纽约市政府，而会说这是他个人的失败。作为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梅勒将失去揭露美国政治不民主本质的绝好机会。”
现在很容易看出为什么班宁这么不喜欢这个记者了。就在刚才，这位记者还迫切地想见到班宁：他把一卷拍过的胶卷忘在了竞选车上。
我们又碰到了一个电视台的摄影师，我问他对这天的竞选感觉如何。
“哦，我们可以让场面看上去更隆重一些。”
“这是官方要求么？”解放新闻机构的记者问道。
“我们通常将所有事情都搞得更隆重一些。”
餐厅外——梅勒正在里面用餐——我们看到了班宁，干练而有条不紊，几乎没留胡子；他没有注意我们。
“他恨我。”解放新闻机构的记者说，低头望着他那双柔软的仿鹿皮靴子。
我要回曼哈顿，我给了这个记者我做的一些笔记，劝他忘了那卷胶卷。回去的火车上载满了刚刚从沙滩上晒得红彤彤回来的男孩和女孩们。梅勒阵营的每个人都在抱怨社会的弊病。可是，再没有一个城市能像纽约一样令人愉悦，并且秩序井然了。梅勒的这次出行为《纽约时报》带来了三个专栏和一幅照片：这是我们下午的短途旅行中亲眼见证的事实。
“这次竞选的关键是，”总部的女孩说，“它不可思议地引人入胜。”她二十四岁，身材苗条，鼻子轮廓鲜明而小巧。“这些团队里的男孩都和诺曼很像，他们拥有同样的自负，这使得他们很不好相处。他们每分钟都极其活跃，很少能有其他人像他们这样。”她本人来自新泽西。“我必须得走了。我在这儿像个疯子，我就像个”——她叹了口气，目光在祖母常戴的那种有色玻璃的眼睛下突然放出光彩——“像个社会学家。”竞选结束后，她将为美国现役陆军士兵抵抗运动这个组织做一些暑期工作。“如果我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我有个兄弟在越南的话，那显得很理想主义。这更像，嗯，着了迷。”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把做一件自己的事变得如此神圣。”班宁在竞选活动结束后说，“我不懂这究竟是出于爱国心，还是年轻人的冲劲。我知道当权派有多可恶，我现在已经负债两万美元了——哦，好吧，就算是一万五千美元。不过我并不像其他人一样感到幻想破灭了，也许人们仍旧正直、真诚。看看肯尼迪的拥护者和麦卡锡的拥护者之间的区别吧。肯尼迪派一心想要赢，而推崇麦卡锡主义的人不仅沉溺于丧失了的原则，而且还被这种状态所吸引。他们只想不断地发表声明，然后站在一边做出事不关己的样子。‘我知道什么不对，但我是高贵的。’我不来这套。”
无论是麦卡锡分子、肯尼迪分子，还是新左翼分子、沉溺分子、梅勒分子、竞选分子（拿着扩音器、坐在装有扬声器的车上、举着报事贴和横幅的人）甚至像梅勒这样的英雄典范，奇迹是这所有一切放在一起，看上去是如此职业化，每个人自己的个性都不那么鲜明了。
记者来来去去，媒体也报道得越来越好。达斯廷，《前进报》的负责人，告诉我那个代理女孩儿写的文章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肯定删掉了不少。”他说。报纸上偶尔会有暗中报道竞选内部事件的文章：因为粗心地展示竞选海报而导致公众抗议的；一个业余艺术展览没有开幕，梅勒的妻子公开发表一些梅勒自己无法开口说出的、关于自己的好话。接着，班宁的胡子没了。
对梅勒的竞选总部来说，最令人沮丧的日子是大选前的那个星期五。本来有一个集会计划在那天进行。可是可拉伦斯·史密斯(ClarenceSmith)，一个当地知名的穆斯林黑人，这天早上在电梯里被枪击了（纽约在制造戏剧这方面总是异常高效，就如同它制造其他乐趣一样），梅勒只好取消了当天的集会。总部的人感到梅勒使他们扫了兴，集会本该如期进行的。他们告诉我。著名的海尔乐队已经请来了，他们正准备一展身手；而花了一百元请来的黑人保镖现在也没了用武之地。
“不要问班宁太多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会像打诺曼一样打你。”
班宁，没有戴领带，没有穿夹克，拿着个啤酒罐，看上去垂头丧气、举止骄躁。他说，这场竞选弥漫了一种“政治死亡”的氛围。我问他要竞选日程。他嘲讽般的模仿我的发音。“你一直跟着就会知道了。”他说。这时我第一次认识到他的嗓子具备性能优越的话筒的素质。
“这并不全都关于诺曼。”新泽西的女孩说，“星期二，一切都将划上句号，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将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失去现在拥有的权力。一切将继续下去，这些你每天打交道的人，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都将在6月17日这天终止。至于这些跟着诺曼打拼的男孩，他们会在次日去参加诺曼的会议，听他宣布这一事实，然后作鸟兽散。他们之所以还会去，就是想亲耳听诺曼把这句话说出来。”
班宁第二天不在办公室。不过达斯廷和她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在。午餐后我们冒着雨开车去梅西百货商店——无人确定——梅勒正在那些购物的人群中进行拉票活动。我们所见到的是，许多年轻的志愿者正在派发湿漉漉的宣传手册，他们并不知道梅勒在哪里。
后来证实，班宁和梅勒那天正在百货商店里面宣传，直到店里的保安发现他们并将他们请出店外去做竞选游说。
我们在街区附近发现了他们。一些女性志愿者正在询问来往过路人：“您见过梅勒先生吗？”梅勒一行正忙着和人们握手。梅勒看上去精疲力尽，心不在焉，仅仅用他的眼睛在工作；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看上去更灰了。梅勒太太和平常一样平静。“我是一个演员。”她后来说，“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如此多的观众。”一个盲人站在梅勒身后，不断摆弄他手里绿色杯子里的硬币，并不断敲击他拄着的拐杖，发出恼人的声响；他的眼睑像封住了似的，深陷在眼眶中，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是一张木乃伊的面孔。
这是一幕笑容洋溢的奇异场景。梅勒阵营的人在微笑；与梅勒握过手的人在微笑，他们握完之后还面带微笑继续等在那里看即将握手的人。女志愿者们也在微笑，我们都在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