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莫斯科祝寿风波
作者：青 石
门告诉中共中央说：已与斯大林约好23日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就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了。言外之意，能不能签订借款、通商等项协定，到时候就知道了。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向科瓦廖夫说明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请科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考虑何者为宜。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借款、通商、航空等项协定问题，召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恩来也暂不必来莫斯科。毛泽东显然希望斯大林能同意第一种方案，但作为客人，在不清楚斯大林想法的情况下，他不能不强调说，究竟如何办可由斯大林同志定夺。
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记录至今未见公开，能够看到当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来往电报的中国外交部研究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一书中谈到这次会谈的内容时，也只有一句话，即“这次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的问题”。
不过，毛泽东在1956年对苏联大使谈话时，却持另外一种说法。他说：当时“我旧话重提，并向斯大林展示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建议请周恩来前去莫斯科签约，因为周是外交部长。斯大林便趁机利用这个建议，把它当作借口，推说‘这样做不妥当，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大肆叫嚷中国政府就设在莫斯科’。”
究竟是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问题，还是毛泽东旧话重提被斯大林当场拒绝了呢?对以上两种说法稍作分析即可看出，《外交史》一书的说法应该是比较符合当时情况的。因为第一，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方面当时已经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同意“目前不必修改条约”，逻辑上不存在“旧话重提”的必要；第二，毛泽东24日会谈时展示的电报，只能是中共中央12月21日那封对周恩来是否有必要去莫斯科表示疑问的电报，其中没有任何重订新约的要求。因此，毛泽东的“旧话重提”，应该是“建议周恩来前去莫斯科”，解决借款、通商、航空等项协定问题，而不是重订新约的问题。
毛泽东坚持一定要周恩来去莫斯科，无疑是希望自己此次莫斯科之行能够有比较重要的收获和影响。不能重订新约，至少也应当有一系列显示成果的重要协定；只搞一个政治性的声明，距离毛泽东的希望太远。然而，看来斯大林连毛泽东的最低要求也没有痛痛快快接受，难怪毛泽东后来一直耿耿于怀。用一些文章中的说法是，毛泽东会谈后即大发脾气，闭门不出。
斯大林为什么在16日的会谈中还说“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而24日会谈时却连周恩来是否来也表示否定了呢?斯大林态度上的这种转变，多半是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起了不好的作用。
科瓦廖夫陪同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之后，很快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个有关中共中央内部情况和政策倾向的报告，明确认为中共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倾向。报告称，中共中央始终对英美两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幻想，而为了不激怒美英两国，刘少奇、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等亲英美集团国家的工会代表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会议；周恩来反对向集中了美英两国巨大经济利益的上海、天津两大城市派出苏联专家。多疑的斯大林很可能因此一度对马上缔结各项经济合作协定心存疑虑。
24日的会谈，肯定是毛泽东的心情由晴转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个重要的迹象是，会谈结束后，毛泽东没有按照22日电报所说的，立即“确定方针”并通知中共中央。不仅如此，据他回忆说，他当时决定哪儿也不去，“在别墅里睡大觉”。他对此至少有过两种解释：一是说科瓦廖夫和费德林找上门来，转达斯大林的邀请，请毛去苏联全国游览，而他拒绝了，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一是说他发觉斯大林有意避而不见，便给斯大林的住所打电话，对方竟答复说斯大林不在家，要他去找米高扬。他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研究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固然重要，但仅凭当事人的回忆是不可靠的。何况多年之后，再加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回忆本身难免存在太多主观的东西，甚至这次的回忆与上次的回忆就大相径庭。从目前已见的文献资料分析，毛泽东在莫斯科别墅里“睡大觉”的日子，看来并不是他最不高兴的时候。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莫斯科别墅里“睡大觉”的呢?据文献记载，这显然不是24日会谈后立即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并非因为斯大林的拒绝而立即闭门不出。同样，斯大林也并非有意对他避而不见。
据汪东兴的日记记载，24日会谈后的次日，即25日，斯大林还曾来电话问候毛泽东。26和27两日，毛泽东还与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过会谈。这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曾在别墅里“睡大觉”，那也只能是在28—31日这最后的四天时间里。因为在24日会谈后，只有这四天没有人同毛泽东晤谈。那么，为什么24日会谈后毛泽东没有马上闭门不出，反而是几天之后才关起门来“睡大觉”呢?有书上说，这是斯大林故意不理睬毛泽东，原因是他仍然不信任毛泽东，又得到了科瓦廖夫指责中共领导人亲美的秘密报告，故意拖而不谈，“静观毛泽东所持立场的变化”。但这种解释有些不合情理。既然斯大林在祝寿活动中刻意突出毛泽东，并给毛以最高的礼遇，24日双方进行了会谈，以后还亲自打电话问候，其他苏联领导人还相继同毛泽东谈，何以28日起又故意冷落，造成毛泽东的恶感呢?更何况，拖着不谈，只会加强毛泽东的逆反心理，如何能够促使毛泽东的立场变化呢?
有的俄国人的文章认为，毛泽东当初说过，他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休息和治病，因此，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只是采取了各种措施力求不加重毛泽东的访问计划，给予他休息和治病的机会，并不是有意要冷落他。但是，刚刚进行过两次会谈，双方连一个像样的东西都没有搞出来，就让毛泽东去休息和治病，也于理不通。毛泽东来苏前就讲得很清楚，即使休养，也是访问的最后一个节目。况且，斯大林就是有理由要求毛泽东早日休养，他也不可能不和毛泽东商量一下，故意去惹起毛的猜疑。
值得注意的是，与通常所说的毛泽东这时因受冷落而情绪低落、大发脾气的情况不同，目前存在着一些完全相反的记录。比如，我们从《汪东兴日记》中，就看不出毛泽东这几天的情绪有任何异常的现象。而负责毛泽东生活起居的苏方负责人卡尔斯基讲得更具体。他告诉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说：毛泽东这几天心情不仅没有变坏，反而是变好了。“他睡眠好，没有吃药，爱开玩笑，很兴奋，很健谈。”这就是说，毛泽东“睡大觉”的这几天，反而是他心情较好的几天。1950年元旦毛泽东对罗申谈话时也特别谈到这一点。只不过，他所说的不是“三天以来”，而是“最近四天”，说“最近四天，我每天睡八个小时没问题，没有吃安眠药”，感觉很好。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