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莫斯科祝寿风波
作者：青 石
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并“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建议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批评与中共有良好关系的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的议会道路主张，并专门指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参加批判，而后特意让人将文章译成俄文送给斯大林看，以显示自己坚定的立场。
毛泽东访苏之旅刚刚进入佳境，突然又发生了一件让毛泽东倍感不快的事情。多年之后，他甚至演绎出一段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开会批判他“民族共产主义”的故事来。
事情是这样的。1月17日，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中有挑拨苏中关系的言论，提议最好由中国政府先于苏联外交部做出反应。毛泽东表示同意，但提出：“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
莫洛托夫答复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的国务卿就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讲话，那么，声明就不应由通讯社来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
毛泽东同意，只是又提出：艾奇逊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占领台湾的一种烟幕弹?
莫洛托夫认为：艾奇逊声明的主要目的是力图借助于欺骗和诽谤，在中苏关系方面造成误解。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将散布谣言作为某种烟幕，来实现其占领台湾的计划。
毛泽东同意莫洛托夫的看法，表示要坚决驳斥艾奇逊的反苏诽谤，并答应第二天就起草声明草案，交苏方征求意见后用电报发往北京，让在京的外交部副部长正式公布。
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后来按照他说明的过程向苏方送交过声明草稿，至少他没有以他同意的外交部声明的方式来发表声明。他于18日起草的，仍旧是一个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名义发表的“谈话稿”，并于19日一早即电告北京刘少奇斟酌发表。
有文章认为，这是毛泽东为表现自己的独立自主，故意做给俄国人看的。但是，在刚刚取得了重要的外交进展，新的条约谈判即将展开之际，毛泽东有什么必要用这种方式去激怒俄国人呢?
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我行我素惯了的毛泽东，认为用八股式的外交部声明不足以表达他对美国政府的厌恶，斟酌再三还是采用了他更熟悉的嘻笑怒骂的方式。像谈话稿当中那些“艾奇逊低能演说”、“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以及“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之类的字眼，毫无疑问是很难使用在正式的外交声明当中的。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好心会引起注重形式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不快，反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顿，自然惹得他大为窝火。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胡乔木的谈话发表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把毛泽东找去，说：“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并强调说：“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有力量。”
毛泽东也谈到过斯大林召集的一次批评他的会。说是因为斯大林恨透了他，因此搞了一次攻击他的大会，什么民族共产主义，半个铁托。他说：当时“我在鼻子里笑他们，一点也不声辩，什么中国有没有民族共产主义等，我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从已经披露的文献资料和整个日程的安排，以及可以做出的逻辑分析，我们找不出、也想象不出，斯大林还有召集会议批评一个他并不十分熟悉的新中国领袖的任何其他理由和机会。毛泽东所描述的，多半就是这次会议。只不过，依据他的性格，再加上事过多年，他的话里有了一些演绎的成分。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此深感受到屈辱，极端不满，以致耿耿于怀。因此，师哲下面的回忆可能是属实的。
师哲回忆说，由于毛泽东受到指责，憋了一肚子气。在与斯大林同车前往他的别墅时，始终一言不发。为了缓和局面，师哲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中国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敏感的毛泽东当时就猜到了他们谈话的内容，命令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这倒是很符合毛泽东的个性。
不论毛、周当时如何努力，远未争取到中苏之间完全平等
1950年1月20日，即在毛泽东以胡乔木的名义在北京公开发表了针对艾奇逊的谈话当天，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2日，斯大林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举行了会谈。从这次会谈的气氛看，双方的态度相当积极，看不出有受到毛泽东自行其是地发表胡乔木谈话稿影响的阴影。
这次会谈的主题自然是新条约的内容。实际上，中方虽然早就提出了另订新约的要求，但尚未做任何文案工作。相反，从斯大林决定同意另订新约之日起，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条法司就在积极准备，1月5日已起草出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一稿草案。到1月16日止，这个草案文本已是六易其稿。到双方正式会谈之前，该文本已正式定稿，并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准，名称确定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新条约和旧条约相比，主要是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两国同盟互助的关系，涉及到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仍旧体现在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和有关旅顺口及大连港的协定上。注意到毛泽东多次表态暂时可以不必变动这两个协定，俄国人明显地也不大想改变旧协定的实质内容。其内定的修改部分除了中长铁路管理层的领导职务采取中苏两国轮换制，旅顺口苏军从1950年开始撤退，条约生效后两三年内撤完外，其他与旧条约相比，可以说并无改变。
在22日的会谈当中，双方一上来就对基本保留旧协定，只作一些实际上的修改达成了共识。但是，在26日苏方代表突然节外生枝，提出了一个要求共同管理大连港的协定草案之后，周恩来也顺势主张对中长铁路和旅顺口这两个协定作根本性的改订。由周恩来起草的新协定，除了旅顺撤军的问题继续按照苏方的建议没有变动以外，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原来的方案。对此，斯大林斟酌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基本上按照中方的草案议定了。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和周恩来曾经就中长铁路管理权问题与苏方大吵；但至少从目前已经看到的历次谈判记录看，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双方随后的争吵，仅仅有过一次，主要是发生在讨论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议定书的时候，就苏方沿中长铁路调运军队的问题展开的。
本来，考虑到旅顺驻军的实际情况，周恩来是同意苏军继续使用中长铁路调运军队的。据此，苏方在送交给中方的议定书草案中，正式写下了“苏联军队应可以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进行调动”的文字。但在审议苏方草案的过程中，周恩来突然提出：第一，这种调动必须以受到战争威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