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莫斯科祝寿风波
作者：青 石
于一直为失眠烦恼并准备来苏联最后一个月彻底休息治疗的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如果他心情恶劣，烦闷异常，那肯定会加重失眠，而绝不会感觉很好，连安眠药都不用吃了。
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城府很深，感情隐而不露的人。很难相信他这时所谈所做都是假的，心里不高兴还故意做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来。何况，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当时要想让斯大林让步，就得和斯大林斗，比如把斯大林的私人代表骂上一顿之类，而不能采取假意迎合的样子。因此，多半可以推断，毛泽东在别墅里“睡大觉”的几天，并非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的?
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什么时候心情最不好?依据目前能够掌握的资料，估计应该是在24日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只不过，它并没有马上发展成像后来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破口大骂，闭门不出。毛泽东后来“在别墅里睡大觉”，也并非因为斯大林故意避而不见，而是毛泽东自我感觉睡眠严重不足，主动提出要静养几天。这从他1950年元旦与罗申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需要考虑到的是，造成毛泽东睡不着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泽东本来在睡眠上就有严重问题，此其一。从来不曾出过国的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差问题，到莫斯科之后又一直都在按照当地时间参加活动和进行会谈，使他本来就不正常的睡眠习惯很难适应时差所造成的困扰，此其二。同时，对24日的会谈结：果，毛泽东无疑也颇感不满。如果说他曾经有过大发脾气的情况，相信也应该是在这几天里。
不论毛泽东在1949年最后一周的感觉如何，到了1950年元旦这一天，他的心态已经相当平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见到毛时，发现他态度温和热情。他首先通报了缅甸和印度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属英联邦的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英国，也“有消息”将要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等情况。他请罗申告诉斯大林等：他这几天的感觉很好，“每天睡八个小时没问题”，只是外出散步时，在冷空气中逗留时间不能长，否则会头晕。因此，他还想静养一个多星期，以便完全恢复正常的睡眠。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可与斯大林讨论工作问题以外，与其他苏联领导人见面只采取礼节式的漫谈方式，不讨论工作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他表示“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不想在苏联旅游了”。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一句也没有提到重订条约的问题，甚至也没有再提到周恩来来莫斯科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在与毛泽东第二次会谈时，的确没有同意让周恩来来。
但是，就在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
毛泽东在多年后两度讲到：这一天，“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我的谈话稿，他给我当秘书。”
在1月2日一早即见报的这篇《答塔斯社记者问》中，斯大林一改前此的态度，明确写上了同意与毛泽东商谈“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字样。明确写上这样的内容，显示斯大林不仅对于同毛泽东签订有关贷款、通商等项协定，而且对于讨论中苏条约问题，态度上都有所变化了。这的确很出乎毛泽东意外。
事隔多年后，毛泽东把这归结为印度和英国的功劳，说“印度和英国帮了中国的忙，他们分别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这一点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但这种推测似乎缺乏说服力。因为斯大林始终是积极主张中国主动争取外交承认的，毛泽东通报的缅甸、印度这样的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本不应成为什么重大新闻。有关英国的外交动向，也只是“有消息”而已。而对于类似的“消息”，莫斯科也早有所闻，并非第一天听到。何况，罗申见毛泽东已经是在下午将近晚餐时分，按照惯例，罗申的报告要次日才能送达斯大林处，而那份由斯大林签署的谈话稿随后即到，很难认为两者间有什么因果联系。
1月2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已估计到斯大林态度有变，但一时摸不着头脑，反应谨慎。他表示说：最好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当然，也可以考虑另外两种办法，一是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政府对旧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二是签署一个声明，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这样，周恩来即可不来。
毛泽东当晚兴奋地电告中共中央说：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前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毛泽东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又问了一遍：“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肯定地回答说：“是的。”然后便自顾自地计算起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可能需要的时间了。显而易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是受斯大林指派，有备而来的。
目前还没有切实可靠的资料可以证明，斯大林究竟是因为什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反对缔结新约的想法。很有可能是斯大林在进行了多方了解和深入分析之后，认识到与毛泽东重订新约的负面作用，未必会大过让毛泽东不快而归的危险。因此，他下决心全面结交这个亚洲的盟友。当然，聪明的斯大林搞了个一箭双雕的小把戏。他作出一副毫无芥蒂的样子，把科瓦廖夫那个秘密报告当面交给了毛泽东，很豪爽地批评说：科瓦廖夫是个搞技术的，根本不懂政治，不该卷入到这种事情当中来。其实他同时也是在提醒毛泽东：在两大阵营当中一定要站稳立场。
虽然斯大林最终下决心与毛泽东另订新约，苏联领导人当中的顾虑却不会那么快地消除。1月6日，当毛泽东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解释为什么需要“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并“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维辛斯基明确表示：“在我看来，新条约似乎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存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这是不希望，并且不能允许发生的。”
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为了表明中国方面的坚定态度，他于1月13日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和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及准备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的计划。毛泽东随后特意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苏联方面，说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