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莫斯科祝寿风波
作者：青 石
毛泽东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一次是去莫斯科，另一次还是去莫斯科。第一次去莫斯科的经历，他终生难忘。1956年，当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苏联大使说，我当时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却不想签，故意回避我，不见我。我往斯大林家里打电话，那边竟回答说他不在家，让我有事找米高扬。“这样一来，我就生气了，决定不再做任何事情，呆在别墅里。后来我同科瓦廖夫和费德林谈话，话不投机，他们建议我到各地去观光。我坚决拒绝，回答说宁愿在别墅里睡大觉。”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告诉他：当时斯大林不在你的屋子里安了窃听器。毛泽东的火气更大了，他对第一次访苏的说法也进一步增加了火药味，说他那次还与斯大林吵了几架，有一次在电话上就吵了起来，斯大林就把电话挂断了。后来科瓦廖夫来，“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说这次不是专来为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既然没工作可做，那我的任务就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我拍了桌子，骂了他王八蛋，我的目的就是请他去告诉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算恨透了我。”但是，“他们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还是在条约上签了字，想转个弯。”他甚至总结出经验来了，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就要斗，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
有关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这段恩怨，毛泽东自己就讲过不下四五次，每次讲的内容都不完全一致。今天写到这段历史的文章和书籍，也是其说不一。毛泽东和斯大林究竟怎么了?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文的解释姑且也算一说罢。
斯大林出尔反尔，毛泽东一时语塞，承认目前不必修改条约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渴望到苏联去。1920年初，当他的大部分同乡都热衷于留法勤工俭学时，他就明确表示说：我们这辈人都应当过一回“‘出洋’的瘾”，但“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以后“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
毛泽东参加共产党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遇到过合适的赴苏机会。以后中共中央虽然也考虑过把他送去苏联学习或养病，却多半并非出自毛泽东的自愿，当然最后也都没有成行。1947年以后毛泽东认为访苏的时机比较适宜了，莫斯科方面又推三阻四。联系到毛泽东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种种不满，可知1949年这次他虽然总算是可以过那个“‘出洋’的瘾”了，但他是不是还有年轻时那种“朝圣”的真诚愿望，就难说了。他在访苏时那段“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的开场白，多少反映了他这时的复杂心情。
1949年12月16日下午，即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六小时以后，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他。双方当即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在经过一段简短的问答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不是祝寿，而是提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也很痛快，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需要弄清楚，究竟应不应该保留1945年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暂时不动它，宣布将来进行修改；还是我们现在就要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呢?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双方有关这一条约的交涉情况略作回顾。
最初提到条约问题，是在1949年2月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候。当时苏方主动提出，1945年8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尽管米高扬在具体解释时说明，这主要是指中苏关于旅顺港将由苏军负责防务的协定。根据斯大林的电报，米高扬说：“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并把军队撤出旅顺口。”米高扬同时还提到中长铁路条约，说关于中苏联合组织长春铁路公司，共同经营和管理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协议，可能没有完全执行平等原则，将来可以讨论修订，但苏方并不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其实应是中东铁路——引者注)主要是用俄国资金修筑的”。
这个时候，当务之急还是彻底打倒蒋介石，同时完成千头万绪的建国准备，中共中央对重订中苏条约问题尚无考虑。因此，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中苏条约对中共是有利的，目前谈不到苏军撤出和修改条约的问题，一切要等到我们巩固的时候再说。那时，“你们撤出中国，我们要签订一个类似于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
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对重订条约问题仍无全面的考虑和研究，因此，刘少奇就中苏条约问题提出的建议仍然比较委婉，有些模棱两可。他提出：新中国政府“完全愿意继承”旧条约，但可考虑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加以处理，即一、不加任何修改；二、在原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条约；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对此，斯大林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只是建议“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毛泽东明显倾向于签订新条约的情况，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政府成立以后。
11月上旬，毛泽东即通过斯大林派在他身边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要求。他在谈到访苏目的时明确提出，希望访问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以便签署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东欧访问，一个月的时间去苏联南方养病。8日，毛泽东正式致电莫斯科表达了访苏的愿望，并特意再度提到条约问题。由于米高扬主动提出过重订条约，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也没有表示过反对，毛泽东显然不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当然，出于礼貌，他还是在电报中委婉地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签字。10日，他又专门委托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罗申，一方面进一步请罗申将他想要拜会斯大林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此行想要讨论中苏条约问题。
由于没有得到苏方的及时反应，为了促使斯大林尽快同意签订新的条约，一周以后，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并担负着毛泽东与苏联大使联络任务的李克农，并非无意地对苏联外交人员提到，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他就此解释说，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在“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说它“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
毛泽东不了解的是，这个时候斯大林对修订或重订条约的利弊已经有了新的、更多的考虑。个中原因，现在还无从具体了解。有学者推测，斯大林一定是收到了来自科瓦廖夫或其他渠道的对中共领导人不利的报告，因而使他对重订条约的意义发生了怀疑。但更大的可能是，斯大林这时考虑了废除旧条约可能给苏联带来的影响问题。他专门请了国际法专家，来研究修订或重订中苏条约的负面影响。而考虑到美苏冷战的严重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