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彭明
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传统文化，甚至说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传，这种论点实在不敢苟同。
在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时，有一种极端化的论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传统文化，甚至说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传。对这种论点实在不敢苟同。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掉文化，使中国灾难深重的政治运动，已被全盘否定，如何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日而语?至于说“五四”由于彻底反对旧文化而使传统文化断裂，也与事实有所背离。
持此论点者有两个误区：一是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二是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和汉儒、宋儒等量齐观，把儒学和儒教混为一谈。
第一，在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固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但此外尚有大量的非正统文化。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两家都曾被称为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他各家仍在延续和发展着。
第二，必须把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孔夫子和以后的汉儒、宋儒相区别。后者虽然打着孔子的旗号，但其学说已被演绎和改造了，目的是使之更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学者把孔学和孔教加以区别，是很有见地的。当着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的时候，孔教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进入民国，孔教仍然为封建军阀的帝制活动服务，其反动性就更加昭著了。
如果以上两点看法可以成立的话，“五四”是如何对待传统的，就可以清楚了：
第一，它和儒家特别是宋明以来把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对立的。但它并不反对其他非正统学派，而且对墨学以至明清之际的启蒙学派非常推崇。
第二，它并不反对孔子个人和孔学的历史地位，只是说孔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李大钊说孔子是“一代伟人”，但不是“万世师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陈独秀说：孔学“为我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讫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万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好学深思之士，谅不河汉斯言，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族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于20世纪之世界乎?”(《答俞颂华》)
因此，把“五四”视为“断裂”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实际上“五四”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们都有着很深厚的国学根底，许多人还有传统文化的专著(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
西方学者席尔斯《论传统》一书中给传统下的定义是：“传统(拉丁文tralitum)的原义是从过去延传下来至现在的事物。从这种操作意义说，延传三代以上的(主要指两次传递)被人类赋予价值的事物都可以看作传统。它在传统中可能会变异，但保存的共同主题使各种变体中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锁链相互联结其间。”按照这种说法，“五四”精神也应该算作一种传统了。
“五四”已经过了80年的风风雨雨，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也已近一个世纪，所留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以为以下两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在近现代的国际大环境中，一个国家比较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总是融合了国内外两种以上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如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也是如此。把一切外国的思想文化，不加区别地都斥之为“舶来品”而拒之门外，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外国的先进思想文化都认为中国“古已有之”而漠然视之，也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的。闭关自守，颂古非今，夜郎自大，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采取改革开放、综合创新的方针，充分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早在80年前，李大钊就指出：东西方文明，必“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第二，任何先进的思想、理论，必须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或曰具有中国特色。思想、理论好比种子，国情则为土壤。任何良种，如果没有适宜的土壤，也是不会生根、发芽，更不会开花、结果的。洋教条、党八股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对待任何文化，都应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数典忘祖，崇洋媚外，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