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
作者：陈漱渝
正因为“五四”的反封建性质，它才具有历史进步性，我们才应坚持其方向，完成其未竟的使命。
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有的代表和委员谈到，目前不仅到处都能看到求神拜佛、烧香磕头、算命卜卦等封建迷信活动，而且还普遍存在着封建主义思想，如家长制、一言堂、偶像崇拜、论资排辈、宗族裙带关系、宗派观念、终身制以及男尊女卑、夜郎自大等等。可见，到了本世纪末，五四前驱者召唤的“德先生”“赛先生”，跟我们之间仍然有着不小的距离。
其实，在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们还很少使用目前通行的“封建主义”一词，但这场运动的反封建性质却是十分明确的。正因为如此，这场运动才具有历史进步性，我们才应该坚持其方向，完成其未竟的使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锋芒所向，直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道德原则“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基本目的在于反对封建复辟，巩固共和国体。现在不是提出要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传统吗?在五四前驱者看来，灌输民主主义新思想，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国体虽更，纲常未变”，封建复辟的政治危机就随时可能发生。因此，陈独秀大声疾呼，要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旧政治。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千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都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鲁迅把他的火力集中喷射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封建等级制。这种为权势者设想的治国方法，使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于是中国的历史就成为了一个循环的怪圈：或者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或者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总而言之，在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在这种以法律、道德形式维系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金字塔下，掩埋着多少骸骨!有多少冤魂怨鬼在哀鸣、在哭诉、在呐喊!
那些责难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的人们，往往只抓住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只言片语，说他们“偏谬”，全盘否定了儒学；而二十一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人类面临的精神困境都有待于儒家文化来拯救。这真是“海客谈瀛州”，仅仅表明他们既需要重温历史，又需要重新审视现实。
凡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所谓儒学从来就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既包含正统派儒学，又包含非正统派儒学，是多因素、多成分、多层次的立体组合，并且经历了由没有绝对君权思想的原始儒学到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要绝对服从的程朱理学的历史演化过程。五四启蒙思想家都是在传统文化领域造诣极深的人，其中没有任何人真正对儒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反对将儒学视为“措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的永恒真理。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封建伦理道德中的“君臣之义”，是把“三纲五常 ”说成“天理”、“天道”，要求人们盲目遵循旧礼教直到灼艾不以为痛的陈腐说教。在“五四”曙光初露的前夜，神州大地上翻滚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逆流。孔子后裔孔令仪被尊为“衍圣公”，加封“郡王”衔，孔社、孔道会、孔教公会一类组织当时毫无例外地支持帝制，说明孔教和封建复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反改革空气四处弥漫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面对相当多的体质和精神均已硬化的国民，改革者为了“矫枉”，即使采用了一些表面上“偏谬”的过激言词，其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其精神仍然是应予赞扬的，否则共和国就成了空招牌，历史的车轮就会陷入泥沼而无法前行。
那些责难五四运动的人还有一个口实，说当时反封建、铲伦常导致了道德失范，甚至把当今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如青年人中的婚前婚外性行为，老年人缺少子女的“精神赡养”，以及金钱至上、见利忘义等，都归咎于五四前驱者。这种看法是极不公正的。且不说鲁迅大力提倡“损己利人”的牺牲精神，就是钱玄同、胡适等提倡“非圣”、“逆伦”的人，自己也都有着很好的道德修养。当然这并非说当时的青年人言行绝对没有片面极端之处。据章衣萍《枕上随笔》记载，当时有一个青年取消自己的名字，唤做“他你我”。当有人问北大一女生贵姓时，她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人对父亲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上述现象即使产生过，那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支流乃至泡沫，而不是主流和本质。真正的道德行为应当是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和谐统一。西方文化比较强调自愿原则，往往过分注重意志自由，从而导致唯意志论；中国文化比较强调自觉原则，甚至以“天命”为最高原理，从而导致宿命论。经过“五四”洪流的冲击，新一代觉醒者努力追求理性品格与意志品格的一致，这就是新道德的萌芽。提高当前的国民素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要吸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合理因素，尤其要从五四时期倡导的科学、民主精神中吸取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