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
作者：林贤治
“五四”那一代启蒙思想家是那般博大、高尚，睿智而勇猛，宁可整个地牺牲掉“学术”，也要使全体社会在学术之外获益。
学术在中国，不像西方有政教分离的传统，它从来不曾获得独立的超然地位。作为知识的累积、阐发与承传，学术与道德修养的联系十分密切。按照“修齐治平”的正统要求，它应当是由智达德，由凡入圣，大有助于“教化”。考一部学术史，“我注六经”虽代不乏人，然而那种埋头考究的细琐功夫，其源头恐怕正在于“避秦”；像桃花源中人那样，表面闲适，洒脱，自外于世事，实乃出于不得已，未必受了求知欲的驱遣的。这“学统”曼衍开去，到得末代子孙，便已全然不谙其先祖治学的苦衷，惟知一味“为学术而学术”而已。
及到本世纪初，五四运动一起来，国内学者，不是启蒙就是反启蒙，几乎没有专注于学术的，堪称今古奇观。此时，政治——空前的历史变革——并非以政府机构的强制性压力，而是以社会的自然的推动力，不但使战斗的学者现身，而且使崇尚纯学术的学者撕开了蒙覆已久的超功利的学术面幂，现形了。
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这些启蒙的先驱者，原本都可以稳当地做他们的第一流学者的，然而竟不，居然做起从学术的眼光看来简直一文不值的时评、小说和杂感来了。陈独秀和鲁迅的有名的偏激自不待言，胡适一样“拚命走极端”，连钱玄同这个传统主义者也一反常态，发起“激切的议论”来。这个文字学家，废除汉字是他的主张，在其代表作《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里宣称：“经不待说，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又说，“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如此夸张，哪里像学者说的话?在全面背叛传统文化的革命的空气中，什么“纯学术”之类简直成了一种亵渎。即以这批人物的学术论著而论，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派”史学研究，也都不是“国学”的嫡传；它们以自身的开拓性、科学性和战斗性，显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创立了现代学术的新的范型。对于他们，学术的自觉蕴涵于启蒙的自觉。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胡适已然意识到其间由他提倡的“整理国故”是危险的。他辩护说，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打鬼”，而不是对之崇拜，其中不无憬悟之意。他告诫青年道，“这条故纸路是死路。”这样立足于“为人生”的话，很使人想起启蒙运动初期激越一时的宣言。
新文化运动的得力的反对派，同样不曾很好地做他们的学术。就拿北京大学来说，著名的四位教授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作为“国粹派”的中坚，都发过许多并不“客观”的议论，丝毫不曾顾及是否因此有损于学者的身份。《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曾几何时，已被我们的学者奉为楷模了；当时，他对启蒙运动引起的社会变动是极其不满的，故力主以“文明之统整，思想之统一”来收拾“迷乱之现代人心”。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他们的学术著作也并不怎么太“纯正”。梁漱溟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预言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明显地，这是对“打倒孔家店”的反动。梁启超作《欧游心影录》，宣告“西方文化已经破产”，目的其实为了“保古”。“学衡派”的吴宓等人，亦相率跳了出来，反对势不可遏的白话文运动。说来可笑，他们甚至连一点论战的风度也没有，穷余便诅咒现代的革新者为“魔鬼”，其中就包括了最温和的杜亚泉。
王国维和陈寅恪，大约算得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宗的学术人物了罢?其中一为自杀者，一为哀悼者，也都无非因为目睹了旧文化经了“五四”而衰微沉沦之故。无论如何保守，他们所关怀的仍然重在社会，而非学术。
学者对现实社会的介入是自然的，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那是他们的使命。不必非要像揪着头发将自己拔离地球一样，使自己远离当代的社会环境，置自由的命运于不顾。鲁迅在《两地书》中关于大沟小沟的譬喻，即便对学术也是十分恰切而且适用的。伟大的知识分子，无论东方或西方，他们的价值观念都异常的鲜明，不但理性健全，而且激情充沛，不但大胆探索，而且勇于践行。他们始终把人的价值看作终极价值，而不是学术或其他。他们深知学术的界限。假如学术一旦妨碍了对真理，对自由，对人的权利的追求，那么，他们就会随时扔掉它，恰如扔掉一只脏手套!
“五四”过去已经八十年，每当想起那一代启蒙思想家，内心总是充满敬意。他们是那般博大、高尚、睿智而勇猛，宁可整个地牺牲掉“学术”，所有个人的名利所系，也要使全体社会在学术之外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