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
作者：欧阳哲生
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是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精神遗嘱，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谈论民主并不是自五四运动始，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杀身成仁，这个“仁”就是民主。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具有民主精神的种种建制却难以落实。五四运动正是要落实辛亥革命没有落实的东西。看不透这一点，一部五四运动史就无从说起。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通读此文，我们还能感受到那时政治气候中浓郁的火药味和陈独秀那副热血心肠。后来人们据这篇文字，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民主和科学。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文化重建运动也好，作为一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罢，它的真正意义在于以最鲜明、最尖锐的方式将民主与科学提了出来。但科学又须以民主为前提，没有民主，科学至多只能被当成一种技能上的东西为人们所接受，而无法变成一种价值，渗透到一个民族的血液中去。陈独秀因为谈民主而获罪于社会，获罪于当局，这是他怀着愤懑的心情写下上述《答辩书》的缘由。当时，民主还不是一种正当的观念，更不用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主流地位，这是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所遭遇的困境。
五四运动以来，为追求民主、实现民主，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曾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为之献身的英雄，李大钊、史量才、杨杏佛、闻一多、李公仆、顾准、遇罗克、张志新……，他们的呼喊是那么强有力，今天仍让我们的心灵感到震撼；他们的声音又那么孤独，在万里神州回荡得那么凄厉。这些英雄的名字是与一个不民主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与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度联系在一起的。这已成为民族的痛史，愿我们能牢牢记取。
二十世纪是中国变化最大，进步最快的一个世纪。但在落实民主这个方面，我们仍感到心情沉重。在民主的路上，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付出了那么沉重的代价，这个责任仅仅推之于袁世凯、蒋介石等几个独裁者就能了事吗?!出现一个独裁者是一个民族的耻辱，而在一个强悍的独裁者背后，又往往反衬着一批懦弱民众的身影。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先生、赛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段话是五四精神的本真阐释，也是我们时代应该坚持的方向。
九十年代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反省越来越多，争议自然也在所难免，从学术上说这是完全正常的。不过，我个人愿意对“五四”所表达的民主诉求作一个辩护。我并不认为五四运动的知识领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所表述的民主思想没有局限，我也并不认为现有各种民主制度完美无缺，我之所以选择民主，是因为民主作为专制、独裁、极权的对立面，它能防止那种最坏的情形发生。这种最坏的情形在一个有着两千年专制主义历史的国度又几乎是习以为常。我们只要设想，如果没有民主，如果选择与民主相反的东西，我们将面临多么严重的恐怖，我们就会对民主的局限持一种“同情的理解”。
今天，民主已成为世界的主流选择。围绕民主也已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有形无形的制度和规则，成为现代人类所奉行的准则。这些准则包括：思想、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选举投票制，尊重多数意见，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等。这些原则作为一种人类世界的共识，写进了《世界人权宣言》。逆民主者亡，顺民主者昌。民主作为一个过程将无限地延长下去，但民主所构筑的“无限制文明”，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伟大目标。
如果要彻底改变民主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如果不想给下一代留下更多的遗憾，我们就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这是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精神遗嘱，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