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如磐夜气压重楼
作者：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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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角落，是粮食的代称。姚祖彝作为被专政对象，对执行专政任务的劳改干部提出这样的意见，尽管口气十分婉转，但内心还是捏着一把汗的——因为这等于变相对执行专政的机构，提出增加粮食定量的请求。是命运使然?还是凭着他的聪明，选对了诉说的庙门?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听了他这番话的队长高元松(绰号高善人)，不但没有批评姚祖彝的请命之举，还把他的话逐级上报，场部领导居然破例给“右派”队每人每月增加了二斤粮食定量。记得，在宣布这一消息时，那几个饿汉手舞足蹈，但是谁也不知道此事的渊源——姚祖彝那颗悲悯人生的心。
直到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姚祖彝同在院子里洗衣服，闲聊时他才向我低语了这件事。说实话，我当时对此事也并不完全信实。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人道心肠似乎可以理解，但是会不会“下里巴人”地去为几个饿汉清洗烂菜，并为此向“高善人”请命是个待解的问号。我每天出工在外，不知监号院子里的事情，为此事，我特意到伙房去询问炊事人员，虽然得到了他们的证实，我还是觉得像“天方夜谭”。直到有一次高队长召集“右派”开会，在会上公开表扬姚祖彝打扫卫生尽职尽责，还关心别人生活，我才开始对姚祖彝有所认识。
我和他住的屋子，只有一墙之隔。在炎热的夏日，为躲避屋里的闷热，晚饭大都端到院子里来吃，我看见他把自己分到的窝窝头，送给石油学院来的大肚汉刘士康吃。当刘推让时，姚祖彝的理由是：我干的是往工地送水的活儿，比你们流汗少。有一天，我吃饭时与他坐在一起，他突然用勺子往我窝窝头上抹了一块黄黄的东西。我定睛细看，才发现那是一块黄油。我没有询问他何以会有这种高级营养品，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这人间罕见之物的，一定是家中非常富有之人。事实证明，我推论得绝对正确，来我知道这是他的家人，从南方邮寄到劳改队的。继而，我知道了他的老家在浙江，属于书香门第，由于与我的家庭出身近似，彼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触。
记得，有一天我俩闲聊时，他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从文?这个行当自古就多灾多难!”
我说：“可能与家庭影响有关，叔叔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少年时代我读过他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的‘十四行诗’。”
“你父亲呢?”
“他毕业于老北洋大学，学的是机械和采矿。”我说，“可惜的是，他思想激进，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年轻时就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因为肺病发作而亡。”
他说：“我和你的情状太近似了，家里过去还拿得出钱来，支援过‘地下党’的活动，可是现在……”
“别说了。”
我们的闲谈因涉及到了反右，便像受了电击那般谈话立刻中止。虽然，我们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反右的不解，但从不影响劳动表现。有一天，他挑着热开水到挖湖工地上时，还没有到劳动的休息时间。他放下水桶，就挥锹挖土，当时正逢抬土的打擂比赛，看谁的肩膀最能负重。我刚刚压断了一根扁担，他推开了我，并在筐绳中间插进去一条新扁担。由于在“右”派群体眼里，他并非正常的劳动力，几百双“老右”的视线，都投到了他的身上。很遗憾，他根本没能抬起那三四百斤重的泥筐；虽然他失败了，人们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之所以如此，因为他并非劳动的正规军，能主动请缨来“力拔山兮”，足以证明他心中的火焰并没熄灭。
当天晚上，我们坐在一个大炕上学习时，我向他耳语说：“你体力不行，今后千万别干力不从心的活儿。”
他小声回答说：“我常常这么想，应该多给国家添砖加瓦。但是我要声明一点，绝不是出于赎罪之心，我们没有罪可赎，完全是对民族的一腔赤子之情。”
我相信他的真诚。后来我们被分散到各个劳改队去了，基于满腔热血，在新疆劳改单位来动员无家室牵连的人去新疆开垦边疆时，他应征到西北边陲去了。我和他再也没有相见之机缘，但他对我倾吐的肺腑之言，我始终牢记于心。这样一个清纯诚实的学子，被划成“右派”已然是时代的悲情，到了1970年，怎么会被拉向了死亡的刑场呢?
在历史跨过去三十多个年头之后，有一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西山脚下的一个公寓，碰到了中国文化部原电影局局长、诗人石方禹和他的夫人卢粹持女士，他们夫妇昔日也是从燕京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曾读过我的《走向混沌》，在谈起这部书的时候，便谈起了姚祖彝之死，尽管书中对此只是一笔带过，但这两个燕大校友都为之感叹不已。方禹夫妇当时虽然和姚并不是一个系，但姚祖彝其人，他们还是知其一二的，当时他给方禹夫妇留下的印象，是个清高而正派的学子——为了让我知道他更多的情况，石方禹的夫人，特意用快递给我送来燕京大学校友纪念专刊。校刊封面印有“雄哉!壮哉!燕京大学”题字和校园内未名湖畔林木深深的图片，其中在有关姚祖彝的条幅里，留下如是的几行文字：姚祖彝浙江余杭人，1928年生，1946年入学，1950年毕业于经济系。曾在1949——1950年上半年任燕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参加工作后，历尽艰难，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含恨逝世。殁年不详。在简介之前，还印有一张姚祖彝风华正茂时的半身照片：他身着深色西装，眉宇之间飞溢出一股英爽之气。他两眼的目光没有射向天空，而是向下凝望，在这座当年的洋学府，心比天高的学者雅士，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是谷子地里的高粱，但是姚祖彝的肖像气质平和，两眼在向下凝视。难道这个时候，心怀报国之志的他，就在寻觅地狱之门?抑或是冥冥中的地狱之神，在预示着他并不美好的未来?
北京城是1949年春解放的。姚祖彝在解放后，就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一职，这不是已然为他的青年时代定位了吗?如果不是对新中国有满腔热血，他当时是不会成为燕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的。他在燕京大学是学经济的，英语又是他的特长，可惜他生不逢时，如果他晚落生二十年，在改革年代里不正是他大展才华的时候吗!但是，人不能选择出生年月，他赶上了中国历史的蛮荒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像风中的树叶，完全没有自主生活的权利。
据难友告知，他是在上海姐姐家中被抓走的。当时，虽然是“文革”的混乱年代，他也未能预料到这一走，就是与人世永别。因而，他当时还对他的姐姐说：“过些天，我再来看你!”呜呼!他就这么走上了死亡之旅。侥幸活过了那个年代的我，在21世纪的今天，向这位地下的苦魂致哀!
二
王同竹君的脸虽然不失为清秀，但眉宇间深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楚。从这张遗像上，我们不难看出他有着苦涩的学生时代。我和他有缘一度时间内成为在劳改队中的难友，除了命运的近似之外，文学当了我们的“红娘”——在众多“右派”同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