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如磐夜气压重楼
作者：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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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他交往最多的是王同竹，孙本乔每次来“右派”队看望同类，必有王同竹相伴。但是谁也想象不到的是，孙本乔与王同竹成为患难中的莫逆之后，在那困顿的年代，王同竹竞又把自己的妹妹王同筠，介绍给了孙本乔，成了孙本乔患难友人中的唯一异性知已，他们经过时间的磨合，后来成了夫妻。这种生命链环的对接，在劳改队中是绝无仅有的，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女性，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劳改犯，但是王同竹的妹妹却挑战当时的政治时尚，贴近了孙本乔的心灵。因而这桩婚姻，在一度时间内，成了劳改队中的佳话。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种有悖阶级斗争学说的联姻，给他们自己埋下祸根——到了1970年处决孙本乔的前夕，不仅孙本乔的弟弟孙本岳随之入狱，就连他的妻子王同筠也被反复隔离审查，家中被掘地三尺。因而，当今天笔者追踪历史往事、打通她家电话、寻找孙本乔青年时代的照片时，她说已然没有任何一张照片了。
四
初识陆鲁山是在大饥饿年代的茶淀劳改农场。那是1961年的寒冬时日，可谓饥饿年代之顶峰。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冷色与暖色集于一身的人。初冬的一天，我和同类在西荒地的芦花荡里，干着割芦苇的劳动，由于那儿的芦苇长得十分粗壮，有“铁杆芦苇”之称，因而要不断地去磨镰刀，在磨刀石旁边，与正在另一块磨刀石上磨刀的陆鲁山，有过一次交谈。话题是从芦苇谈起的：
“你是搞文学的，过去写过这样的芦苇吗?”他说。
我告诉他在文章中出现过，因为我的故乡也有芦花荡，但没有这样方圆几十里、粗壮得像小树般的“铁杆芦苇”。我没想到的是，他一下子把芦苇人格化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活得还不如它们?”
我听得出来，他在评说我们这个“右派”群体。我没有立刻回答，因为在这儿磨镰刀的人不只我一个，在历史大蒸锅里蒸煮的知识分子，正在分化变形，而他的话，显然是针对知识分子失重而表达的理念。我没有回应他的质询，万一有人汇报上去，连我也会成为被批判的靶子。他似乎并不理解这一点，继续表达他的生存观念：“当然啦，再硬的芦苇，也硬不过镰刀，但那芦苇毕竟像个汉子似的活过，不像我们每天要夹着尾巴做人。”
我是从他这段精神自白，觉得他是一个充满阳刚气质的人，因而结识了他。我和他之所以一度成为患难中的知音，还有身世上的原因：我从小丧父，形影里只有母亲；他也在年幼没了父亲，也是由寡母喂养大的。这种命运上的近似，让我和他更加亲密起来。
在大饥饿年代，劳改号尽管劳动强度极大，但是早饭没有干粮进腹，只供给定量的稀粥。吃早饭时，炊事员用一个大木桶给囚号们发粥，炊事员一手拿着个木勺，一手拿着一根木棍，把木勺里的粥用木棍刮平，才往领粥人的碗里倾倒，以示惜粮如金并向领粥人表示发粥人的绝对公平。有一次，我与来自农机学院的陆鲁山排在队尾打粥，待等我俩领完那碗晨粥之后，几个饥饿的刑事犯，便一拥而上手拿胶皮鞋底或把头伸进粥桶去抹吃残留在粥桶边的粥，由于脑袋往粥桶里钻的人太多，致使那个木制粥桶先是被外力倾倒，后来那圆圆的粥桶，便被抢粥人弄得满地滚动起来，那些饥饿的流氓与小偷之类，便索性趴在地上像一条条蠕动的蟒蛇那般，拼命往粥桶里钻，浑身上下被粥粘糊得像浆糊一般。“右派”们自我尊严并受过书本的教育，虽然饥肠辘辘，但还没有下作到这个地步。但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得了浮肿病的“右派”，因为迟到了几分钟，没有赶上发粥，抱着一只空碗在旁边发呆。陆鲁山走了过去，他把刚刚喝了两口的粥，递给了那个同类。那身患了浮肿病的同类，推却了半天，陆鲁山还是让他接过了那碗粥。他说：“我比你结实，你比我更需要热能。我出工能到田里觅点野食，你都快走不动路了。”由于年代久远，那“右派”的名字，我已然无从记起，但是陆鲁山这一幕，能让我牢记于心。此外，我和他还一度在劳改队中，当过“右派”队的篮球代表队队员，他长得人高马大，个子比我更高上一头，试想在那个冰冷的年代里，他是多么需要热量充实体能之需，因而我把他的送粥之举，看成是他的灵与肉的写真，无法忘却。
除此之外，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性情中人。记得最为清楚的一件事，是因为丢失食品而引发的。当时，我的母亲来劳改队探视，她是两只白薯脚(即小时候缠过足)，要先坐汽车，后坐火车，最后步行几十里路才能到达劳改农场。这对她来说已然十分艰辛，由于当时是中国的饥饿年代，她每次来探视我，身上还要背着许多的食物，以防我得了当时流行的浮肿病，可以说这些远途而来的每一块糕点上，都沾有母亲的心血。
可是有一次，我母亲为我背来的食物，在我出工后，被留守在家里的浮肿号偷吃了。我对此十分沮丧，但陆鲁山表现出来的却是愤怒。他说：“偷吃这些东西，就等于吞噬你老母亲的心血，你老母亲把这些东西背到这儿来，流多少汗不说，心恐怕也在流血，怎么能原谅这样没人性的恶贼呢!”
“行了，只当是进了你我的肚子算了。”我说，“这个贼一定是腹内空空，只当什么也没发生，下次我出工也把食物带到农场里去，贼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他急了，瞪圆双眼与我争吵起来：“你这个人是不是个基督教徒?人家打你左脸，你把右脸又伸给人家?”
我自知这种让步是一种软弱行为，但我生怕陆鲁山闹出什么乱子来。因为长着“三只手”的人，都沾有流氓习气，一旦事儿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充满血性的陆鲁山，还是去惩罚了那个偷吃的贼。事隔多年，他在劳改队里是如何扮演福尔摩斯，寻到这个偷我食物的贼，我已然无从记忆，可是事件的收尾，我却一生难以忘却：那是一个周日，劳改队休息的日子，他到我的囚室里把我叫了出去，说是去见一个人。由于丢失食物之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我已淡忘了，因而不知他要我去见谁。走到后院老残队后，我们在院子里的一个偏僻角落站下。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他们是快要去‘天堂’报到的人了!”我不无诧异。
“是啊，我原来以为是咱们队里的小偷，偷吃了你的糕点。后来才知道是老残队的人员，溜到咱们囚室，干的这个勾当。我本想狠狠揍他一顿，可是下不去手了——他快死了。”说着，他推开一问破屋的屋门，土炕上躺着一个患浮肿病的枯瘦老人。
“你说，是不是你偷的?”
老者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
我仔细看了看他的脸，认出他是地、富、反、坏、右中的反革命。老残队的成员寒冬时经常围着棉被在房根下晒太阳，我有一次在得病休息时，曾在墙根下与他有过几句交谈，从而知道他曾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军官。在我和他目光对视的瞬间，他似乎也认出了我，眨了眨枯涩的眼皮，算是对偷吃我食物的道歉。
至此，我不想再多看他一眼，拉着陆鲁山的衣袖，走出了屋子。
“谢谢你……你找贼居然找到老残队来了!”
陆鲁山说了一句：“只当我们是积了善德吧!”
因而，在我的印象里，虽然体态长得五大三粗，像个古罗马斯巴达克斯角斗场上的斗士，但他的心田中的冷色，却常常被暖色所淹没。这就是当年在劳改农场陆鲁山的一幅精神肖像。后来，随着劳改队的不断调动，我没能与他再次相遇。我只是从一些难友口中，得知他也去了遥远的新疆——想不到的是，这么一个个性鲜明的患难友人，也殉难于1970年的南京。据知，他不是与姚、王、孙同时殉难的，姚、王、孙于7月被处决之后，他本来可以躲过灭顶之灾，但他的个性决定了他在劫难逃——他不断为这三个难友鸣冤叫屈，于1970年的冬天，终于也踏上了不归之路。
将心比心，我无法想象他老母亲的心情——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我回到京城后，曾多方探询他老母亲的情况，结果毫无所得。随后又在昔日患难友人中间搜寻他的照片，还是未能找到他的遗照，因而只能以此简短文字，祭悼这位患难中的友人了……
2005年年底整理，2006年来完稿。
(责编：金锋 宋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