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如磐夜气压重楼
作者：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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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安慰了他一番，自知我的言语是无力的。尽管如此，我从王同竹的身上，看见了知识分子难以言喻的悲哀。也许正是这个诱因，我和他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我们悄声地谈论社会的畸形，评说时代文学的贫血。记得，谈到文学时，我们议论最多的是浩然，觉得他虽然生活朴素，但是似乎得了“目盲”，大饥饿年代的中国，明明饿死了成千上万的庶民百姓，他居然写出了《金光大道》一书，真是知识分子的良心被狗吃了。这是我们交谈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身在囚瓮之中，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身份，而对国家丧失青年人的热情。按着劳改队的惯例，每到各种节日，都要莺歌燕舞一番，因为我过去头上戴过青年作家的桂冠，因而无可逃避地要按着队长的指点，编写个节目什么的——1962年的国庆前夕，我又接受了一个光荣任务，写篇诗歌在会上朗诵。我说我口齿不清，建议队长让王同竹担任该诗的朗诵，推荐的理由十分充足：他多才多艺，不仅会拉手风琴，而且有一副好嗓子。队长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在我的往事库存中，留下了与王同竹合作的记忆。
他的认真态度，让我吃惊。劳改队队长为了让我们的演出成功，特意给了我们一天的时间，让我们排练。在空荡荡的监舍中(别人都去劳动了)，他反反复复吟诵这首诗歌之余，还不断地修改诗中的个别段落。我提醒他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写的这首狗屁歪诗，不值得他那么投入。但是他反驳我说：“谁让你推荐我登台呢，我是个完美主义者。要么不干，干就得干出个名堂来。”我依了他，并为他去食堂打饭，以节约他的时间。记得在排练时，他的铿锵有力的声音，曾惊动了在院子里打扫卫生的姚祖彝，他隔着窗玻璃为王同竹鼓掌叫好，还高声询问王同竹说：“喂!你是不是当过演员?凭这水平，就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也会获得满堂彩声。真的!”
姚祖彝这一句助兴的话，却使王同竹顿时失音。
我说：“你怎么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那儿是天堂，这儿是劳改队。”
“真是一个敏感的文学坯子。”我说。“你是不是想撂挑子不干了?”
他端起水杯，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凉开水，用袖口一抹嘴巴说：“谁让咱们生不逢时，赶上个反右呢，不然的话，你我都是文化界的A角。也怨我们老祖宗屈原，给我们留下了到自投汩罗江时，仍然热爱楚国一草一木的相思传统。谁让我是他的子孙呢!哎——”他长叹了一声之后，又附加了几句充满悲凉诗意的自我表达：
尽管我经受了
许多磨难和屈辱
黄土地啊
我是你根上的叶
无法割舍
叶对根的依恋
我为他的诗外诗动情地鼓掌。
姚祖彝隔着窗子连连喊道：“好——好——”
这个排练中的小小插曲，让我永生难忘。因为它不仅是王同竹的精神自白，也是这个受难群体，在那个年代的一幅集体肖像——那就是尽管沉沦为囚，但仍然斩不断与国家民族的苦恋与相思。
到了10月1日的晚上，我的神经非常紧张，生怕他哪根神经闹妖，再来一次突然失语，那可就砸了锅了。在国庆节这个关口上，如果他突然中断他的朗诵，那将不是生活问题，而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我的担心相反，他在大队部搭起的舞台上，朗诵得十分放松，不仅劳改队的成员们为他鼓掌，就连坐在前排的队长们也混淆了阶级界线，情不自禁地为他的演出拍起手来。
这是王同竹人生命运中的高峰时期。不仅让近千名劳改人员，知道有个多才多艺的王同竹，就连监管干部也知道劳改的“右派”群体中藏龙卧虎。这是我与王同竹一次难忘的合作，也是我们欢乐的顶峰。时隔不久，我和他先后被解除劳动教养，身份从“大劳改”升格为“二劳改”。我去农场的百亩桃园、他到农场的千亩葡萄园去劳动——我们从此劳燕分飞，各去了各的巢穴。虽然彼此不住在一起了，但由于桃园与葡萄园仅有咫尺之遥，有时还能匆匆地见上一面。大概是到了1965年夏天，我和他在一个商店里不期而遇，他和我咬耳朵说：“我问你个新闻，听说潘汉年曾在桃园附近软禁，你听说没有?”我说：“有这么回事，他常在桃园对面的小河坡上垂钓，总是空竿而回。”他说：“你怎么没找老头子聊聊?”我说：“我们是普通劳改犯，他是特殊的劳改犯，楚河汉界怎么可以随便跨越!”他立刻认真地询问我说：“他住在桃园旁边的哪座楼?”我开他的玩笑说：“你真是又一次生不逢时，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了!老人去了哪儿，只有公安部知道。”他狠狠地捶了我一拳：“真是孬种，要是我早就……”他的话虽然没有说完，我已然揣测出他的意思：他要是在桃园劳动，就早与潘汉年结识了。
当时，我没有特别在意他的这段话，只是感到他生命中潜在着一种突破羁绊的力量。这与我们初到这个劳改驿站时，他抱着用以“作茧自缚”的铁丝，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出自于同一生活理念：既然活着，就要敢于突破羁绊。记得，“文革”开始之后的1966年炎夏，新疆劳改系统来农场招募去新疆支边的劳动人员，其条件十分优厚：凡是去那儿垦荒的成员，经过一段劳动之后，都可以改变政治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面对“由鬼变人”的巨大诱惑，相当多的“老右”报名参加到去新疆的行列，王同竹又是走在支边队伍前面的一个。事后，据与他同去新疆并在同一劳改队里的难友哈长林在信中告诉我，面对大沙漠，他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学起了维吾尔语。之所以如此，王同竹想扎根边陲，在那儿干出成绩，写出新疆的诗章来。纵观王同竹的一系列行为，都表明他是个热血男儿，是放在哪儿都能发光的金子。
但是事与愿违，去农场招募支边人的许诺，没有得到任何兑现不说，对于去到那儿开垦沙漠的受难知识分子，还任意凌辱。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强迫老地下党员陈野，赤着脚板在撒满蒺藜的道上跑步．然后吊在房梁上抽打，直打到陈野顺着肛门窜出稀屎汤子为止。此事件发生之后，在“右派”群体中掀起轩然大波，许多劳改支队中的“右派”，都准备逃离这块“山高皇帝远”的沙漠。随着成为真正公民的企盼完全落空，王同竹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与孙本乔一块逃离新疆的。临行前夕，王同竹找到哈长林，问他是否也一起离开这块令人伤痛的土地，哈长林与来自矿院的于立仁、清华大学来的张逢甲商量了一下，觉得“文化大革命”一团乱，跑到哪儿都不安全，还是静观之后再说。哈长林在信中这样写道：“真是命运不该我死，我决定留在新疆，如果我随着他们去了南京，那么被枪决的名单中，便又多了我一个倒霉蛋。”他的信中接着写道：王同竹离开新疆的当天早上，天下着霏霏的细雨。傍午时分，哈长林正在田里干活的时候，王同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