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如磐夜气压重楼
作者：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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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竹和孙本乔一行，离开新疆后先到王同竹的湖北老家，想在农村以务农为生，但到了老家的第二天，胳膊上戴着红箍的人，对他们进行了盘查。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另找落脚之地——孙本乔生在南京的外祖母家，便从湖北调头去了南京，在这座石头城里隐居下来，谋求生存之计。据家住在上海、原北京矿业学院学生卓景星告诉我，王同竹于1969年底从南京到上海时，曾夜宿在他的家里。王同竹说他和孙本乔以及后来也逃到南京的姚祖彝、陆鲁山，为了谋生不得不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大到当搬运的苦力，小到车胎的修修补补，人间的三百六十行，凡是能用以糊口的，他们都涉猎过了。王同竹告诉他，他们虽然生活十分艰辛，但比在新疆为囚，多了几分人的自由。他这次来上海，是来购买照相器材，用照相维持生计。阔别多年的难友相见，亲上加亲，卓景星好好招待了王同竹，并送他坐上返回南京的火车。想不到的是，卓与王的见面，竟然是人生的永别——1970年7月，王同竹与在困顿中求生存的孙本乔、姚祖彝一块血洒南京。
这四个殉难者，都与我在昔日的劳改营中有过往来——特别是其中的王同竹，因为文学媒介的作用，曾与我一往情深。在这里，笔者只能把这一纸祭文，寄往天堂汉河。遥祝他的文魂永生，并在天堂里抒写人间的悲情与苦难，以警示历史的今朝和来世……
三
在我的印象里，孙本乔与王同竹判若两人——他来自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在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是个沉默寡言、十分内向的人。在劳改队中，我和他接触很少，但是流传于同类之间有关他的轶事，却常有耳闻。其中让我最为惊奇的，是说他是自愿钻到囚瓮里为囚的。虽然古语中早就留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之说，但是在阶级斗争时时讲、天天说的历史年代，自愿钻进囚瓮为囚、甘当无产阶专政对象的人，还属于中国奇闻。一个高等学府的学子，何以会自愿到被专政的囚瓮中来呢?
记得，那是四个小队的“右派”集中在一起，奋战在“人工湖”的日子。午休时刻，我看他坐在树阴下喝水，便也拿着一只喝水杯子走到他的身旁，询问这个传说的可信性。他看了看我，只回答了这么几句话：“这是谬传，世界上有各种各样愚人，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进监狱的。你们小队的张永贤与我是同学，你问他就一切都清楚了。”
张永贤与我同住在一个监号，我向他询问此事时，他对我说起了孙本乔进局子的经过。他说：“孙本乔是个十分聪慧的人，在学校时就智商过人。1957年马失前蹄后，与我一起在清河制呢厂劳动改造。当时我们的活儿非常之轻，天天干的是把新疆羊毛分成一、二、三类，以供制呢时使用。按说这类活儿男人是干不过女人的，但是让我吃惊的是，他用自己的那双巧手，每天分捡的羊毛数量，总是超过了车间的女工。不仅我吃惊，连车间女工也觉得不可思议。为此，在那段日子里，他经常受到车间头头的表扬。除此之外，在张永贤的心中，孙本乔还是书虫子。在清河制呢厂改造时，厂里每月发给被监督劳动的“右派”18元钱生活费，他竟然拿出16元钱，在书店里买了一套四卷本的法国文学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为此，他不得不常常勒紧肚皮，喝稀粥吃咸菜。孙本乔本来就长得单薄瘦弱，还要节衣缩食买书，身体越来越糟。后来，监督劳动的项目不再是分捡羊毛，而是让“右派”分子去远郊琉璃河水泥厂扛运沉重的水泥。当他因扛不动那几十公斤重的水泥袋子，而不得不向领导提出身体适应不了，要求改换工种时，一顶“罢工”的帽子便落在他的头上。先是让同类们对他进行批判，孙本乔不服，据理力争，结果是争到大墙里来了。除他之外，凡是以人道情怀同情孙本乔的“右派”，也同孙本乔的命运一样，被公安人员押解着离开清河制呢厂，送到囚瓮里来了——张永贤就是其中的一个。
听了张的这番话，我理解了“自投囚瓮”的含义：孙本乔并非真正“罢工”，只是因其劳动强度超出了他的体能负荷，便钢印一盖，按“罢工”论处，关进局子里来了。此为孙本乔的轶事之一。轶事之二，则不是来自张永贤的陈述，而是我亲眼目睹：在周日劳改队歇工的日子，从我对面监号里，常常听到“当头炮”、“车沉底”的吆喝声。起始我以为是劳改号们在用棋盘解烦，因为劳改犯的生活非常枯燥，除了铁锹和箩筐之外，没有用以精神解脱的东西，下上一盘象棋，并在行棋之间喊上两嗓子，渲泄一下愁苦心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并没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有一次我去找王同竹，走进他们的监舍一看，“楚河汉界”之战的口号声，虽然依然此起彼伏，但是却看不见棋子和棋盘。我询问王同竹：
“这是演绎孙子兵法?还是排练‘刘三姐’的对歌?”
他笑而不答，让我猜猜看。
我说：“我听起来像是吟唱《纤夫曲》，可是又没有水和船。”
王同竹反问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
“是苦中作乐，抒发心中郁闷吧?”我说。
“他们是在下棋。”
“没棋子和棋盘，怎么下棋?”
王同竹斜了我一眼：“这就是你这个秀才少见多怪了。棋盘和棋子，都装在双方心里。”
昔日读过的古书里，曾读到过智圣下棋时，桌上不设棋盘，而把棋盘摊在双方心里。这是智商和记忆的对阵，古书上将之称为“盲棋”。此时，面对这样的场面，我惊愕地愣住了，我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在这个衣衫褴褛的苦难的群体中，在土炕上演绎着古代智圣们的游戏。也就是在这个瞬间，我看见下“盲棋”的双方，一个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路，与其进行心战的对方，就是沉默寡言的孙本乔。王同竹之所以不能与我多言，他是在用笔记录着双方棋子移动的位置——换句话说，他在充当这场高智商竞赛的裁判。这个惊奇的发现，让我对孙本乔的印象陡然升华：原来这个貌不惊人的孙本乔，是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中的智星之一。我从小就是数学中的低能儿，代数曾经得过零分，而孙本乔的那颗脑袋，却能记下每一步棋子的移动不说，还要运筹帷幄地争取胜算的战机，这是何等复杂的智商运动，他居然能演绎得那么轻松。因而，这可以称得上孙本乔的第二个奇闻轶事了。
记得，我当时久久不愿离去，想看看这两个人之间，谁是最后的胜者。尽管后来孙本乔败于杨路手下，但是他虽败犹荣，因为他的对手是杨路，当年北大数学系来的“右派”杨路(今天的数学家)。多少年后，张永贤事后回忆说，孙本乔不仅聪明绝顶，还是一个十分忠厚的人，他解除劳动教养较早，从“大劳改”升格到“二劳改”后，还惦记着留在瓮里的同类。他从每月十几元的劳动收入中，拿出钱来为他们买来整瓶的香油和熟肉，以增加难友的身体热能。当然，对于经历过大饥饿年代的“右派”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远远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