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如磐夜气压重楼
作者：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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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在《北京日报》当编辑、记者时，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当时，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要来华访问，报纸副刊要配发一篇有关这位铁血元帅在二战时的相关事迹。记得，在副刊召开编务会议的时候，负责翻译作品的老编辑提出在编译局工作的王同竹的名字。不久，我在副刊上读到占了大半个版面的王同竹的译作《铁甲列车》(笔名王竹)，当时觉得此人文笔流畅，是个才子型的译者，但是未曾谋面。“不是冤家不聚首”，我做梦也想不到1960年在大墙之内，我们成了同一个铁瓮之囚。
我和他初次见面的地方，是编织“作茧自缚”的铁丝网。由于牢房里人满为患，几百名“老右”初到这个地方时，住的房子是过去监狱的狱警养警犬的狗舍，为与田野间隔，因而需要为我们下榻的监号，编织与外界隔离的铁丝网。其实我与王同竹不在一个小队，但是他抱着一捆带刺的铁丝，居然走到我旁边来了，并说：“你是从维熙，我给你打下手吧!”
我非常吃惊。这倒不是因为他道出了我的字号，而是出于对他的陌生。因而我说：“你不是我们小队的人吧?串队干活是违反纪律的。”
“你应当知道我，一定知道我。”他自报姓名说，“我是《铁甲列车》的译者王同竹……”
这个名字，一下把我和他的距离拉近了。但我还是心存障碍，不敢把他留在我身边干活——因为劳改队长正站在院子中央，监督着我们编织铁丝围墙的劳动。他似乎看出我的心绪，低声地为我解疑地说：“初来乍到，队长还认不出张三李四，你的顾虑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是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不害怕，我则感到不是一个劳改小队的人，越过队界来找我一块干活(实为聊天)，容易引发事端，所以我当天还是给他泼了盆冷水：“日子长着哩，我们有时间再聊吧!”他显得十分无奈，只好抱着那捆铁丝无声地离开了我。
这是在劳改队中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敢于跨越樊篱的同类。为了这次的失礼，我内心难过了很久，并决心弥补上我的心理失衡。在一次出工的路途上，我走到他的身侧，对他说：“请原谅那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怕引火烧身。”他说：“我这个人太感情质了，事后我也考虑到了我的失态，你是对的。”从这天之后，我和他常常在出收工的路上，彼此走在一起低声倾吐心声。之所以如此，因为在几百号人进行的队伍中，我们走在一起，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记得，他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痛苦的学生时代了。他从小热爱文学，在湖北襄阳中学读高中时，与他的弟弟王同策便在学校里编辑一块名为《晨曦》的墙报。同时，他个人在《湖北文艺》、《工人文艺》等文学刊物上，开始发表诗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热爱新中国，并决心为她高歌一生的。但是这时，一个对他致命的打击不期而至：他在学校当老师的爸爸，因历史问题被枪决于刑场。他的母亲和妹妹被押送回乡，城市里只剩下他和弟弟——可能学校出于俩兄弟表现还不错的缘故，让他们留在学校读书。年仅18岁的他，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思想和感情的磨砺：第一，父子的血缘感情，不是挥刀就能立刻斩断的，但是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他相信政府对他父亲的处理是有依据的，但这需要一个消化过程；第二，离开父母后，他和弟弟没有了经济依靠，如何继续学业成了棘手的问题。王同竹是这样描绘当时的困顿生活的：“我和弟弟上课之余，帮人干活打工，不够糊口时便靠向亲友赊借，充填饥肠辘辘的肚子。当然，填不饱肚子是经常的事情，他便和弟弟到街头菜场捡拾菜叶菜头，煮熟代替粮食充饥。时隔多年之后，王同竹当年的一位女同学、今天武汉第十四中学退休高级语文教师夏顺萌著文回忆说：
“在1952年初春的一个下午，他从我门前走过，曾有气无力地嗫嚅地对我说：‘你……有饭吗?给我一点好吗?’我立刻意识到向一个不太熟悉的女同学开口讨饭吃，生活一定到了无奈的地步。我当即点头表示同意，让他走进我的家。其实我当时的生存条件，不比他好多少，仅有半碗米饭当作晚餐。但是看他那个模样，我顾不得这些了，便到乱柴堆里翻出一个糠了心的萝卜，切好放在锅里和米饭一块炒给他吃。等他吃过饭，把碗还回时，我看见他的胳膊细如竹竿，一套黑布棉衣裤，薄如麻片……”
这是当年对他充满同情心的女同学，描绘出高中时代王同竹的一幅肖像。但是王同竹没有被艰辛的生活压倒，凭着他性格中的坚毅，走过了他乞讨般的高中生活。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在高中毕业后，他顺利地考取了武汉大学俄语系，抒写了一首他个人的苦难童话。在武汉大学由于其口语出众，深受俄罗斯籍教授的喜欢，他还没有从学校毕业，就常常被武汉外事部门调去当俄语翻译。王同竹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后被调入北京马列编译局工作。一个受了许多苦难的湖北娃子，做梦也没想到会来北京，但是他当真步入了首都。
“在我看来，这就是飞天。我觉得学生时代的噩梦已然结束了。因而在马列编译局拼命地工作。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译作《铁甲列车》，就是我的成果之一。”他说，“除此之外，此时爱情也向我飞来。我和一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来自西藏的姑娘相爱了。不仅圆了我的爱情梦想，还连我的文学梦一齐圆了——我和她一起把西藏的童话《公主与铁匠》、《美女的心愿》，编译成汉语，在《民间文艺》上发表……”
王同竹对我回叙这一段青春往事时，是在周日的休息时间。我们彼此交心的地点，选择了院子的自来水水池旁边——他洗他的衣服，我洗我散发着汗臭的被单。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他最为欢快的时刻，哗啦啦的流水声中，夹杂着他的欢声笑语。之所以记忆得如此清晰，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情节：他洗上衣时，口兜里装着的那个与他结为连理的藏族姑娘的照片，差点被他揉搓成碎片。多亏发现得早，他匆忙地将浸了水的妻子照片，从湿衣口袋里掏了出来，因而我有缘看了一眼他的妻子的倩影。这个镜头让我终生难忘，身着藏装的美丽姑娘的影像，虽然被揉成几道皱褶，但当他把照片抚平之后，我还是清晰地看到她那清秀的面容。
“你真是福气不小，家里有这么一位等着你，你改造中该有动力了!”劳改队中难得有片刻的快慰，我开他的玩笑说，“人生得一红颜知己足矣，我祝贺你有这样一位佳丽相伴!”
他背过身去，没有回答。我以为他是逃避我的目光，借机把那张沾水的照片装进口兜。可是我想错了，当他重新回过身来，把目光对准我的时候，两只眼睛里涌出泪光。不用他解释，我也能猜出个大概来了：许多家庭，因为其中出了个“右派”祸水而解体，王同竹大概也没能逃脱那个时代的定律，很可能已然你东我西了。我无意间说出的那句祝愿的话，正好扎在他的心灵伤痛之处，为此我连连向他道歉，从而更深层地了解到凡是来到囚瓮里的人，心里都揣有一本苦难经文。为了转移他的精神注意，我开始和他说俄国文学中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他到底是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