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如磐夜气压重楼
作者：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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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能忘却。记得鲁迅先生当年为刘和珍君之死，写下过浓郁的血色文字《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是发生在旧中国的事情。这里记录下新中国知识分子中四个“右派”，因为在“文革”年代谴责林彪、江青，被错判去了“天堂”的往事，以斑斑血色认知昨天历史的扭曲。真理的坐标，不可以因时代变迁而移位，因而以务实求真之笔，写下昨天历史的一幕，以催动中国改革之大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王同竹，男，1935年生，湖北省襄阳县人，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
孙本乔，男，1936年生，安徽省来安县人，原北京工业学院学生。
姚祖彝，男，1928年生，浙江省余杭县人，原中国外贸运输公司科员。
上列被告人王同竹等因现行反革命集团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70年7月30日分别判处：王同竹、孙本乔、姚祖彝死刑，立即执行。
现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王同竹为首纠集孙本乔等11人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经查没有事实根据，应予否定；王同竹与孙本乔等人纠合一起，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有过议论，但不构成反革命罪行。王同竹书写的诗文，其中部分虽有错误，但不能认定为反革命诗文。原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罪判刑，显属错判。
现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210号刑事判决书对王同竹、孙本乔、姚祖彝的判决；宣告王同竹、孙本乔、姚祖彝无罪释放。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员 张福贤
书记员 刘义珊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1980年7月14日
(需要说明的是，1980年为他们平反的判决书中，没有陆鲁山的名字。因为他不是与姚、王、孙同时处决的。据查，业已平反。此为说明之一。之二，当时此案还涉及一些并非“右派”的其他人员，为节约读者阅读时间，把与此案无关的文字，从判决书中略去。——笔者)
1970——1980年，四颗冤魂骨已成灰，此一纸判决书中宣布他们无罪释放，只能当作历史存照，让后人反思“文革”暗夜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巨大伤痛。一个不知反思自身伤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正是笔者史海钩沉的初衷。
1970——2006年，时间已经跨越了36个年头。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期间，知识分子中的受难群体，遭遇了生命中最为严酷的煎熬。
我是在这年被戴上手铐的，上厕所无法自理，还得让同号为我擦屁股，可谓丢掉了一切自尊；遣送新疆劳改的老地下党员陈野，是在这一年受到赤脚走蒺藜狗子的惩处，满脚血痕累累之后，被吊在房梁上毒打，一直打到他窜了稀屎汤子为止；也是地下党员的张沪，这年在曲沃服了滴滴畏，想奔天堂而未果，棺材板都钉好了，她又从阴曹地府还阳了；老革命加老书生朱希，这一年在长治被判为死刑，而自己竟浑然不知，多亏林彪早于处决他之前而坠机温都尔汗，不然他将因反林彪而被枪决于晋阳大地……尽管，这几个都是“右派”群体中的不幸儿，但是对比起在这一年先后被以反革命罪处决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乔、陆鲁山四个“右派”来说，还属幸运儿之列——因为不管前者承受了多么大的时代高压，但毕竟活了下来，笔者言及的四个“老右”，可谓悲情之最——他们在这一年被处决在南京的刑场，倒在了昔日雨花台烈士殉难的圣土上，不仅增加了雨花台浓浓的血色，还给后来人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叩问：他们为什么会遭遇这般噩运?
在我的劳改生涯中，曾有幸与这四个同类为伍。姚祖彝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在外贸部任职时马失前蹄；王同竹毕业于武汉大学俄语系，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时被打成“右派”；剩下的孙本乔和陆鲁山，分别是北京工业学院和北京农机大学的学生，他俩没有完成学业，就被戴上一顶“右”字号铁帽，送进劳改队里了。该怎么叙说这一段往事呢，让我先从年纪最大的姚祖彝落墨吧。
一
记得，上个世纪的60年代之初，在团河农场劳改时，我们曾被勒令修建一个“人工湖”，几百个赤背裸胸的“老右”，在方圆二百多米的平地上挖土造湖。当时，精通英语的姚祖彝，负责为工地挑着水桶送水，并兼顾打扫驻地卫生。他虽年长我几岁，不仅身上没有老气，反而学生味十足。记得，挖湖人在劳动的间隙喝水时，我曾看见他躲在树阴之下，偷偷翻看外语辞典。那本书虽然很厚，但体积很小，可以随时装进口兜，以逃脱专政的视线。这在劳改队的大染缸中，称得上一奇：人都掉进井里了，耳朵还挂得住?倒是苦中作乐的同类，拿一些儿童类的连环画册打发日子。在几百名“右”字号的同类中，也不乏英语的顶尖之材，如曾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祖慰和新华社专事英语工作的刘乃元、杜友良，他们似乎都告别了自己昔日的专业，专心致志地进入被改造的角色。姚祖彝与他们不同，他的生命的指针似仍在沿着自己定向的罗盘运转。
为此，我曾询及过他：“体力劳动加脑力劳动，你不累吗?”
他很清淡地回答：“现在读ABC，可以转移痛苦；我想总不能改造一辈子吧?外语这东西不比中文，一旦丢下就难再拾起来了。”
从他的回答中，我似乎觉察到他心里还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憧憬未来的某一天，能重回他的外贸部门，干他熟悉的工作。知识分子天生爱做梦，在姚祖彝身上，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除了这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之外，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个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人。当时正值大饥饿年代的尾声，集中到这里的“右派”，一些没有家庭探视的“老右”，在饥饿年代留下的饥饿后遗症，还像影子一样紧紧追随着他们。记得，钢铁学院来的大肚汉徐继和以及骨瘦如柴、当过人民教师的刘岳，每天收工之后，便环绕着伙房乱转，他们难以割舍胡吃海塞的积习，常常捡些菜帮、菜叶一类的东西往嘴里塞。那镜头不仅丢尽了知识分子传统的清高，说得更形象一点，就像旧社会的瘪三和乞丐，两只眼睛总在搜寻街头巷尾的西瓜皮那般，寻找着可以装进肚皮里的食物。
姚祖彝因为负责清洁卫生，这些被伙房扔出来的东西，属于姚祖彝清理的范围，因而无法避免与他们发生接触。他先是用大道理劝阻这些肚饥的人，不要胡吃海塞，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得了病还得到公安医院云云……后来当他发现劝说失效之后，另一种人道情怀便油然而生：借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伙房择下来当垃圾处理的菜帮和菜叶，用自来水洗净收藏起来，留给几个永不知什么叫饱的饥饿号充饥。
有一天，他正在干着这种十分埋汰活儿的时候，被劳改队的高元松队长看见了：“你这是在干什么?”
姚语塞了半天，只好说出实情。
“他们粮食定量不够吃吗?”
“现在，虽然比在别的农场粮食定量高了，但有些人还是不够吃。”姚老实地回答队长询问之后，出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