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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对日索赔大案纪实
作者：张京平 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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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航”在营口、安东等地货运受到限制。1933年“一二·八”抗战，又影响“北航”业务数月。同年1月，天津奇冷，大沽口外海水结冰，北孚号因撞冰行驶，船头碰损，勉强开往汉口大修一个月。天灾人祸不断，公司损伤严重，入不抵出。各大小股东纷纷退股，公司存亡系于一念之间。陈世如毅然变卖家产，悉数收购这批股票，为公司注入巨资，公司得以再次度过难关。
严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1935年春，“北航”与日本大连靖和商会船行(会长小寺武市)签订了三年揽货载运合同，日商小寺代理了“北航”四船在大连的一切业务。公司在大连设立办事处，负责联络和会计事务。半年后，小寺找借口停止对“北航”付款。“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小寺态度更加蛮横。三年合同到期。“北航”决定撤回四船，小寺不干，公然采取强硬手段胁迫“合营”，企图直接掠夺“北航”四船。“北航”总经理李镜轩两次赴大连与小寺交涉无效，遂返回天津报告董事会，并提出辞职。董事长陈巨熙因公司即将破产也提出了辞职。常务董事陈世如由此被选为总经理，并负责赴大连向靖和商会船行算账、要船。
与虎谋皮，谈何容易。陈世如通过关系请日本宪兵队、关东州厅、旅顺港司令部调解，但他们均偏袒小寺一方。陈世如决定提起诉讼。日本人的法院当然偏袒日商小寺，裁定为“中日友善”、“双方合作”。几个谈判代表无法可想，因为风险太大，决定回天津。陈世如表示：责任在肩，命不要了，我也要船。
1939年元旦，陈世如决定“以毒攻毒，以日制日”。他找到了当年在汉口结识的“故友”须贺(时任日本海军府中将武官)，许以重利，两人一拍即合。须贺密报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山本出面过问此事。须贺向在天津驻扎的日本海军武官大西敬一下达山本密令。随后，大连的日本宪兵队将小寺押送天津，小寺遂低头。未过几日，奇迹出现了：北孚、北安、北华、北康四艘海轮从大连押送回天津。陈世如重酬大西敬一等。至此，为期两年的涉外纠纷案终得解决。
1939年春，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公拥陈世如为“北航”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在“北航”控股76％，成为最大股东。
“北航”这个华北最大的民营企业，闯过重重险关，等待它的却是躲也躲不过去的灭顶之灾。
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已经成了亡国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野蛮的强盗行径
40多岁的陈世如，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子，宽脸膛，威武健壮。因是行伍出身，胆子大，办事果断。他留着像斯大林一样的胡子，更显得神采奕奕。从大连要回四船后，他深知日本人的凶狠和贪得无厌的本性，得来不易，保住更不易，处处小心谨慎，生怕再次落入虎口。
日本驻天津海军武官大西敬一曾帮助“北航”要回四船，表面看起来为“北航”主持了“公道”，实际上，更大的阴谋还在后面。
1939年春，“北航”四船回归不久，未及营运，大西武官凶相毕露，公然勒令“北航”将所有船只交由日本国际运输株式会社(简称国际会社)“代理经营”。陈世如别无选择，只能忍气吞声地就范。
1940年7月10日，北孚轮(3500吨)满载铁矿石由朝鲜遮湖发向日本八幡航行。同月16日早6时，过山口县角岛灯台一海里处，因浓雾触礁。当时日本救助船不积极救助，有意拖延时间。他们以该海域为军事禁地为由，不许“北航”专业人员前往抢修。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9月20日前后，台风来袭，风浪大作，船体破裂，遂沉没。12月14日，“国际会社”通知“北航”：船不能救，必须委弃。“北航”公司欲哭无泪，只好接受北孚的沉没结局。
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1942年9月，日商华北运输公司(前身为日本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天津支店长致函“北航”董事长陈世如：“奉兴亚院(日本国当时驻北平侵略机关，后改为日本‘大使馆’)指令，北安轮应配船南方。”同时附该指令抄件(北连经三第605号)，内称：“北方航业公司北安号轮船(载重4813吨)，应驶南方运营物资。出境地秦皇岛，驶向地曼谷，航路依陆军船舶机关并受海军之指示，出航日期9月23日，寄港地秦皇岛、上海、基隆、香港、西贡、曼谷，输送物资，往航炭，复航米……”
陈世如见件，心如火焚，但也无奈。
北安轮是艘4000多吨的大海船，10月24日由香港空船出港，在赴西贡途中失踪。
1943年4月28日，华北运输公司天津支店长田中惟一致函陈世如：“北安船行方向不明，已过6个月，应认定本船灭失。对于船员身份，给予遗族善后处理等急待解决，更要向发出调船令的北京大使馆讨个说法。”
陈世如的心在滴血。他变得沉默不语，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看着东方那片茫茫的大海。那里已经有他的两艘海轮沉没在冰冷的海底。
还有半壁河山，一定要保住。
其实，日本人掠夺中国船只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一是为其军用，二是削弱中国的民族工业。据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份国民党交通部当时(指抗战前夕)的文件称：“此种轮船，久为敌军(指日本)所垂涎。”
1942年，日本一个名叫山口石的海军退役少将到天津，勾结一个名叫刘永谦的原直系中将军官，成立了伪华北航业总公会，企图操纵华北的民营航运业。该会会址设在青岛，天津设直辖支部。刘担任会长，大权实际操纵在副会长山口石之手。
从1942年初，该会多次召集天津、大连、营口、青岛等地的船行代表到青岛开会，商讨组织华北航业联营社一事，但都被具有爱国心的各航业负责人以种种借口拒绝了。
日本方面对此大为恼火。最后，东京兴亚院指使北平兴亚院直接介入此事。
1942年5月4日北平兴亚院在北平召集华北各轮船公司船东会议，由该院第三经济局局长小林孝知主持会议，并有事务官国安诚一及日军方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心议题是组织华北轮船联营社。当时未能获得与会船东赞同，会议无果而终。同年7月至lO月间先后召开多次华北船东会议，强制“联营”。以北航公司陈世如为首的华北船东依然据理抗争。同年10月6日在青岛兴亚俱乐部别馆召开的“联营”会议上，陈世如发言谴责所谓联营的不法行径，留下“三点”书面声明当即退席。
陈世如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多次拉拢不行，日本人开始采取强硬措施。他们先是用了杀鸡给猴看的一招。
一次，日本人山口石请陈世如和亚细亚海运公司经理那介臣一起喝咖啡。表面上，倒也有说有笑。突然，山口石一挥手，两个日本军人架着一个中国人走进来。山口石对陈世如说：“你信不信，我一枪就可以打死他。”陈世如脸色变得铁青，一言不发。山口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