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5期
毛泽东十次化险为夷
作者：高士振
下午，会议正热烈地进行着。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屋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忙派人出去查明情况。原来是从韶山冲来的一个青年人，他从上屋场气喘吁吁地跑来，转给毛泽东一封紧急信件。这封信是在湘潭县城工作的同志连夜派交通员送来的。
毛泽东迅速打开信封，只见信上写着：
“润之兄：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决定即日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毛泽东看完信后，笑着幽默地说：“原来是胥八胡子办的好事。”
原来，成胥生的粮食被平粜之后，恼羞成怒。他觉得他一生都没这么狼狈过，他一定要查出是谁坏了他的好事。后来，他从几个劣绅的口中探听到，成立雪耻会、闹平粜等等，都是毛泽东领的头。他一方面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当年，毛泽东在长沙鼓动工人、学生造省府衙门赵省长的反，闹得省长狼狈不堪。堂堂一个大省长都奈何不了毛泽东，何况他一个区区乡绅？但他又很不甘心。于是，他勾结下七都团防局长汤峻岩，通过汤与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手下的一个大官的姻亲关系，告毛泽东的状，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组织“过激党”，领导农民建立雪耻会，煽动农民“聚众闹事，危害乡里”，使乡绅名士不得安宁。赵恒惕虽然早就下了通缉令，四处捉拿毛泽东，但一直不见毛泽东的踪影。如今得到这个密报，高兴至极，迅速给湘潭团防总局下了一道密令，要他们立即派兵直奔韶山，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这时，屋子里开会的人都为毛泽东捏了一把汗，他们劝毛泽东马上离开韶山，越快越好。但毛泽东从容不迫。他向毛福轩交待完自己还没来得及做的工作，并要他继续主持会议。然后，才和送信的青年一起赶回上屋场。
毛泽东的家人早已做好了准备，还向人借了13块光洋给他做盘缠，一见毛泽东回来，急忙催促说：“人家派兵捉你来了，赶紧收拾一下快走！”
毛泽东微笑着，不慌不忙地说：“急什么？从湘潭城到这里有90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同志是得到消息就赶来的，可县团防接到赵恒惕的来电，不会这么快就赶到的。再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到了成胥生，再来这里，最快也要到上灯时分。现在天还没黑呢！”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虽然觉得有理，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免不了要替毛泽东担心。
毛泽东沉着地找了几个农民谈话，对韶山今后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又到厨房去盛了碗泡饭吃。这时，毛福轩满头大汗地赶来了，他看见毛泽东还稳稳当当地坐在堂屋里，就急切地催促说：“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快走！”
毛泽东镇定自若地招呼毛福轩坐下，并问道：“你当真看到了那些快兵？”
“我倒没看见，刚才如意亭的一个人特地跑到我那里告诉我说，她亲眼看见赵恒惕的快兵到成胥生那里去了。我已经布置了一些人，在各处放哨，以免发生意外。”毛福轩回答说。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不要紧，他抓他的，我走我的。”
毛泽东放下碗筷后，又把毛福轩叫到自己房间里，对韶山今后的一些工作进行了部署。
这时，已经上灯很久了。在毛福轩等人的一再催促下，毛泽东才换了一件乳白色长衫，穿了一双青布鞋，走出房门。
毛福轩派了三个农民护送毛泽东，他们抬了一顶小轿子做掩护。毛福轩一再嘱咐三个农民：“一路上，你们要注意安全，遇到人问，就说抬的是医生，家里人病重请来的。”
毛泽东和几位农民刚刚离开，又有几位农民带着扁担、箩筐赶到，接杨开慧和岸英、岸青到他们那儿去躲避，顺便把一些重要的家当也挑走了。就这样，杨开慧和她的两个儿子，在几位农民的接应下，也悄悄地离开了上屋场。
毛泽东和三位农民，沿着韶山冲那条终年流淌的小河，急匆匆地走着。当他们快到湖堤润附近的磨楼时，迎面跑来了一个放哨的农民，他气喘吁吁地说：“前面有一些灯笼朝这边过来，一定是赵恒惕的快兵来了。”
毛泽东一行赶紧停了下来。他冷静地观察着四周的地形：这条通往冲口的小路，左边沿河，地势开阔，不好隐蔽；右边是高山，易于隐蔽，但山势太陡，爬上去比较困难。稍作分析，毛泽东果断地把手一挥：“走，咱们上山！”
他们把轿子藏在路旁的树丛里，毛泽东把白色长衫一撩，头一个攀上山去。三个农民紧随其后爬上了山坡，钻进了一片松树林里。
他们透过松林的缝隙，借着快兵灯笼发出的光，看到山下有24名湘潭团防总局的快兵正朝上屋场急奔。
当这群快兵快到毛泽东家时，碰上那位放哨的农民正从塘基上走过来。快兵队长叫住了那位农民，问道：“毛泽东在家吗？”
“怎么不在家？刚才还听到他的说话声哩！”那个农民一本正经地回答。
这群快兵迅速散开把上屋场团团围住，有几个士兵在队长的命令下猛地踹开屋门冲了进去。搜了半天，连毛泽东的影子也没发现。等士兵回过头来再找那个农民时，那人却早已不知去向了。这群快兵辛辛苦苦地跑了九十里路，却一无所获，气得他们不断地骂成胥生情报不准，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这时，毛泽东和护送他的农民早已离开韶山冲，经宁乡道村到了九江庙。在那儿，毛泽东和几位农民分手，坐小船去了长沙。
到长沙后，毛泽东找到了中共湖南区委的负责同志，向他们介绍了韶山农民运动的近况，并就区委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讨论，然后离开长沙去了广州。
赵恒惕捕杀毛泽东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３、到武汉开展工作，与特务狭路相逢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北伐军节节胜利。不到半年时间，就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长沙、福州、南昌、武汉等重镇已被北伐军占领，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相继迁往武汉，继续着前景并不乐观的国共合作。就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日子里，毛泽东分别于1926年冬和1927年2月，两次从长沙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毛泽东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不久，杨开慧带着孩子也来到了这里。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国民党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一直在寻找机会消灭共产党。
1927年春，蒋介石破坏工农运动，连续制造了阳新、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一系列惨案。2月27日，朱仲炘等反动分子在湖北阳新，用煤油活活烧死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位工农运动干部。
面对种种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陈独秀表现出了严重的右倾思想。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国共两党同志，“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精神武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先是一批臂缠白布黑“工”字符号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全副武装，打着“上海工界联合会”的旗号，冲出租界，向闽北、南市、沪西、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工人纠察队奋力抵抗。然后，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军借口“调解工人内讧”，收缴了2700名工人纠察队员的武装，洗劫了上海总工会。每天都传来带有血腥味的消息：罢工者被就地处决，头颅被高高地悬挂着；女共产党员被士兵割掉乳房等等。面对惨状，毛泽东潸然泪下。
面对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势力的倒行逆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坚决站在革命工农一边，组织工农群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早在3月6日，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之后，毛泽东就在武汉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愤怒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暴行，并表示要同国民党的右派势力作坚决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湖北省党部、省政务委员会和省农协共同派专人和两连兵力，于3月30日出发至阳新，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召开公审大会，枪决要犯十余人，判处徒刑十一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有针对性地对学员加强军事训练，军事课程由每天的两小时变成四小时，并组织学员直接投入实际战斗。
5月，毛泽东派三百名全副武装的学生军奔赴麻城，镇压地方武装“红枪会”，并帮助筹建了当地的农民武装。
5月下旬，毛泽东又派农讲所学员参加平息反动军官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在叶挺的统一指挥下，打垮了夏斗寅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5月21日晚，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又发动了“马日事变”。街上布满了反动士兵，他们闯进工会和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枪射击，还逼迫学生喊反动口号。他们捣毁革命机关，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群众。在农村，去发动群众的学生被活活用煤油烧死，农会干部被土豪劣绅绑在树上一边用刀子割，一边撒上盐和辣椒。他们在仅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就屠杀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万多人。
对于许克祥的叛变，毛泽东主张坚决回击。毛泽东认为，再不起来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反对工农开展武装斗争的陈独秀，却决定派毛泽东去四川。毛泽东毅然回到了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组织工农拿起枪杆子，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但时间不长，陈独秀又把毛泽东从湖南调回武汉。
毛泽东回到武汉后，看见了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当他看到文件上写着：“……湖南农运是幼稚行为……要消除这些不幸的幼稚行为……”他气得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真是岂有此理！敌人已把刀架到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讲自己不对，简直是奴颜婢膝！”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的发生，武汉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武汉国民党政府开始公开发布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的通告。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发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指令，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一切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都被查封。一时间，武汉三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腥风血雨之中四处奔走。而汪精卫的叛军、特务也正在四处追捕共产党“要犯”毛泽东。
一天，毛泽东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江边，见他们平安上船后才放心地离开码头。当他返回来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特务。他们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迟疑了一会儿问：“你，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面对特务的盘问，毛泽东心中一震，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因为从对方的问话中，听出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毛泽东灵机一动，从容地说：“毛润之是谁？我不认识。”
“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另一个特务接着盘问。
“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毛泽东坦然地用手往码头的方向一指。
两个特务信以为真，顺着指的方向追去。
毛泽东很快回到了家中。一进屋，毛泽东便对杨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们了。”当晚，毛泽东一家便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
不久，中央派毛泽东回湘组织秋收起义，毛泽东准备和杨开慧一起带着孩子回湖南。
这天深夜，他们来到火车站，只见到处是军警、特务。毛泽东见势不妙，就悄悄地对杨开慧说：“你们先走，一起走目标太大，我另想办法进站。”
杨开慧带着孩子登上南行的火车，直到汽笛长鸣，火车启动，也没见毛泽东的身影。她急得坐立不安，直到她在长沙车站的站台上看见毛泽东以后，紧张的心情才得以平静下来。原来，毛泽东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乘另一列火车先到了长沙。
离开了武汉，白色恐怖的阴影仍笼罩在毛泽东的心头，他沉思着……
４、敌人来捉拿，乔装病人，坐轿闯关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为了挽救革命，我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7月中旬决定召开紧急会议。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强调了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继续革命指明了方向。会议同时决定，在湘、鄂、粤、赣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托，回湖南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杨开慧也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她根据湘区党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回到板仓，在长沙、湘阴、平江等县的边界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发动群众，为武装起义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