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5期
毛泽东十次化险为夷
作者：高士振
2月10日，正是大年初一，我军按军部布置进入阵地。下午二时，敌刘士毅部进入我伏击圈。战斗打响后，经24小时的激烈战斗，到11日下午二时大获全胜，全歼被围之敌。
大柏地一战，振奋了军心，赢得了主动，是红四军转战赣南以来的首次大捷。
李文彬部闻知刘士毅部惨败，再也不敢尾追拦阻，红四军进军赣南，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随后，为解井冈山之围，毛泽东、朱德又挥师宁都，举旗西进，到达吉安东固地区，与红二、四团会师。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传到东固村，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为之痛心疾首。经一周休整，2月25日，毛泽东又率红四军挥戈东进，出击赣南闽西，于4月1日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十团（即红五军主力）胜利会师。
７、化名养病，敌人得知，快速包围过来
红四军“七大”散会时，夜已很深。代表们差不多都离开了会场，可毛泽东仍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
负责会务的江华收拾好东西，上前叫了一声：“党代表，散会了！”
毛泽东这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看了一眼会场：“噢，他们都走了？”
毛泽东没有带警卫员来。江华赶紧从警卫班叫了一名战士，两人一起护送他回去。
农历月中，本是皓月当空，可月亮却被云层遮住了，整个天空灰蒙蒙的。毛泽东在朦胧月色下回到新邱厝。
“七大”召开以后，红四军在龙岩城休整了十几天。7月上旬，根据前委决定，红四军四个纵队全部出动，分兵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区域。陈毅、朱德率红四军军部离开龙岩，移驻连城新泉。
7月8日，毛泽东、贺子珍、蔡协民、曾志、江华以及谭震林等人，由邓子恢陪同离开龙岩城，前行上杭蚊洋，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他们一行人天未亮就离开了龙岩城。临行前，毛泽东把心爱的坐骑———匹黄色骏马，留下交给军部了。
这匹土黄马，原是闽西土著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的坐骑。那一年3月13日，红四军从瑞金壬田翻越武夷山，东入长汀南部的四都。郭凤鸣的旅部设在长汀城里，忽闻红军到来，他丢下烟枪，连忙上马，率部出城迎战。土黄马刚走到城西南的空珠楼城门口，就前蹄腾空，昂首嘶叫，不管郭凤鸣如何鞭抽脚蹬，也不肯出城门。随从和马弁都认为这是不吉利的前兆，劝郭凤鸣另作部署。可郭凤鸣硬是不听劝阻，弃马乘轿赶往汀南四都。果然，当日下午和次日上午的渔溪、长岭寨之战，郭凤鸣部全部被红军歼灭，郭凤鸣被红二十八团连长王良击毙，他的坐骑被红军缴获。
然而，这匹马性情非常暴烈，军部那么多人都没有将它驯服。众人一怒之下，想宰了它。刚要动手，土黄马又前蹄腾空，发出震人心魄的嘶鸣。
正在“辛耕别墅”阅读《汀洲府志》的毛泽东，听见屋外人喊马叫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走出房门，见有人正要杀马，连忙制止：“战马难得，杀不得，杀不得！”
说完，他上前在马背上拍了几下。说来也怪，这暴烈的土黄马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主人一般，低头挨近毛泽东，显得非常温驯。毛泽东解下缰绳，翻身上马。土黄马竟然既不跳，也不叫，还驯服地踏起小步，转起圈来。人们惊喜地鼓起掌来。
半年多来，毛泽东骑土黄马转战赣南闽西，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离开四军前委，他想到部队马少，自己到地方工作没马也行，准备上交。临别时，他抓起一把草料，喂到土黄马嘴里，久久地抚摸着马鬃，含泪告别。
从龙岩城步行到上杭蚊洋120华里，酷热难熬，他们只好起早贪晚趁凉赶路，整整走了两天，9日傍晚才赶到。
第二天，邓子恢陪着毛泽东等，从村南口顺着小溪，来到“文昌阁”，中共闽西“一大”准备在这里召开。7月20日早饭后，会议在“文昌阁”二楼正式召开了。毛泽东和蔡协民等人由邓子恢陪同，在主席台就坐。
邓子恢将他们一一介绍给大家，当介绍到毛泽东时，他说：“这位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就是猪（朱）毛的毛。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其实，‘朱’是‘朱’，‘毛’是‘毛’。毛党代表不是到这里来了吗？”
这风趣的介绍，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只知道井冈山好，不知赣南闽西是什么样子，真有点像‘井蛙观天’。何键和鲁涤平把我们从井冈山撵了下来，迫使红四军到赣南闽西转一圈。这一转我们才发现，除了井冈山，还有赣南和闽西的革命基础和条件这么好，我的眼界一下子开阔啦。在江西东固有个红二团，还有个红四团，他们共有一千多人，七八百条枪，战斗力很强。红四军与他们会师时，我说他们是‘钢军’。所以，3月30日，我们在汀州‘辛耕别墅’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红四军不走了，就在闽粤边界建立割据区域。4月5日我们在瑞金写信给中央，正式向中央提出与国民党争夺江西、福建和浙江的建议，后来在于都又作出了‘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闽西的两个土霸王郭凤鸣和陈国辉，闽西的割据局面已初步形成。这是闽西党和工农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闽西党今后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区域。”
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代表们认真讨论并通过了政治、土地、政权等决议案，使之成为闽西今后革命斗争的行动纲领。
大会还没有开完，毛泽东就病倒了。他在离开龙岩前夕，身体就不太好，得了疟疾，俗称“摆子病”，时冷时热，时好时坏。邓子恢给他请来郎中诊治，还想方设法给他买来一些奎宁片。他稍有好转，就来到了蚊洋。不料，这次病发作得厉害，连续几天寒热不止。
这期间，红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此时，前委还接到中央来信，要求红四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到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陈毅找到毛泽东，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并说他准备到上海去一趟。毛泽东听后，说：“可以去，我赞成你去。你把红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陈毅马上就要去上海，前委只好指定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陈毅于8月初，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经上杭、龙岩，前往厦门转赴上海。
毛泽东和贺子珍由闽西特委派人带路，从蚊洋转移到苏家坡。
苏家坡坐落于深山幽谷之中，离龙岩城只有一天的路程，又是敌军“三省会剿”进攻的重点地区，不是久留之地。林彪、傅柏翠与特委的同志商定，让毛泽东化装扮成“教书先生”，转移到永定的偏远深山中隐蔽起来，继续治病休养。
用一个什么化名好呢？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叫‘杨子任’吧。”
“杨子任”，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用过的笔名。“子任”，即“润之”的谐音，至于为什么姓“杨”，就无从知晓了，大概是与杨开慧有关吧。
从1929年8月上旬开始，在上杭、永定的偏僻山村之中，便出现了一个身染重病、携夫人同行的红军教师“杨先生”。由于闽西客家口音“子任”与“主任”谐音，因而不少人又称他为“杨主任”。
毛泽东和贺子珍只在苏家坡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苏家坡村苏政府就派出几名赤卫队员，用担架抬着他到了上杭的大洋坝，后又由粟裕带着部队护送。几经辗转，于8月21日转移到永定县城东面60华里的歧岭乡牛牯扑。
“牛牯”是永定金丰大山的一个深山沟，只住有赤卫队员陈添裕一户人家。陈添裕二十出头，憨厚老实。他在这深山沟里筑了一座两层土楼，取名“华兴楼”。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这土楼里。
永定土楼别具特色，是用粘土筑成的。土楼高的四五层，也有的两三层。青瓦盖顶，远看好像座座城堡。每座土楼，都有很雅致的楼台，如“师俭楼”、“远望楼”等等。
粟裕所率大队就在永定县活动。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还要卢其中带领两个中队赤卫队员前来牛牯扑，协助粟裕负责毛泽东的安全；派熊炳裕专门担任联络并负责采买，协助陈添裕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几天后，粤敌陈维远部由大埔进犯永定，离牛牯扑不远的下胡雷等地也有敌军。为防不测，卢其中让陈添裕带着几名赤卫队员，在离牛牯扑3公里之外的青山下，搭了一座竹寮。
毛泽东和贺子珍由陈添裕陪同来到了竹寮。竹寮搭在山坡的一块小平地上。竹寮的柱、梁、墙、瓦，用的全是竹子，门也是竹片扎成的。再看里面的用具，也全都是竹子的，竹桌、竹凳、竹床、竹瓢等等。毛泽东感到自己好像处在“竹器时代”。竹寮四周全是竹林，寮后的竹丛，被风吹得飒飒作响。贺子珍面对满目古朴的景色，不觉有些寂寥之感。毛泽东却说：“好地方！古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如此古朴典雅之居，得起个雅号才好。”
贺子珍笑笑：“你真有雅兴！”说完，走到寮内磨起墨来。
毛泽东找来一块约一尺余长的杉木板，用手将上面的泥土擦干净，随即猫腰进屋，将木板平放在竹桌上。他取出毛笔，饱蘸浓墨，略一沉思，便挥笔写下“饶丰书房”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随后，又端端正正地挂在竹寮门外。
毛泽东双手叉腰，后退几步，品味一番，自得其乐地问贺子珍：“子珍，你看怎么样？”
贺子珍依然笑笑：“润之，看来你是想在此隐居了。”
初秋时节，深山露凉。毛泽东的疟疾本未痊愈，不知不觉着了凉，又发作了。贺子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熊炳华和陈添裕上山来探望并送来一些食物，得知毛泽东病重，赶紧下山，飞报张鼎丞、阮山和粟裕。粟裕等人得报后，即刻下山来到竹寮探视。张鼎丞忧心如焚，立即在东石岭的湖塘小学，召集永定县委和县革委会几个主要领导人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给毛泽东治病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找一个可靠又有丰富经验的医师才行。”大家想来想去，一致认为阮山的姐夫吴修山最合适。
阮山是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姐夫是当地医生，医术高明，为人正派，但是爱抽大烟。他听说是给红军的“杨先生”治病，二话没说，便由阮山领着来到青山竹寮。
贺子珍给吴修山搬来竹椅，请他坐在床前。吴修山坐下后，一边取出老花镜戴上，一边拉过“杨先生”的手腕，细细切脉，还让“杨先生”伸出舌头看看舌苔，然后又用手摸摸“杨先生”的前额，之后轻轻说了句：“杨先生染疾日久，病得不轻啊！”
毛泽东已听见了诊断。他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对吴修山说：“有劳吴先生了！”
“哪里哪里，红军有功于民，老朽能为杨先生诊病，实乃有幸！”说完，他坐到竹桌前，开了一剂内服药方、一剂外治药方。
毛泽东拿过内服药方一看，笑着说：“吴先生，你这是重药治恶病，好苦咧！”
吴修山听后，边收眼镜边说：“杨先生，看不出你还懂医道。就老朽所知，你们红军连死都不怕，还怕药苦啊！”
在场的人大笑起来。
毛泽东也笑了：“是的哩！是的哩！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嘛！”
阮山迅速差遣熊炳华下山抓药。服过两剂之后，毛泽东的病情果见好转。
不知是下山抓药一时不慎，还是别的原因暴露了秘密，陈东的民团和侵占永定县的粤敌陈维远部，探得了红军有位“大干部”住在牛牯扑。
9月17日早晨，陈东、歧岭方向突然传来阵阵枪声。金丰民团和广东大埔保安队四百多人，分数路向着牛牯扑扑来。
情况万分危急！粟裕、卢其中指挥红军和赤卫队员阻击敌人，同时要中共歧岭支部书记陈兆祥派陈添裕等四位赤卫队员，火速护送“杨先生”往雨顶坪村转移。
陈添裕等四人急忙赶到青山下竹寮。“杨主任，有情况，快转移！”人没到，声先到了，陈添裕打老远就大声通报着。
贺子珍听见陈添裕的通报，知道情况紧急，赶忙收拾东西，打好包裹。可毛泽东却冷静地说：“别急，先考虑一下怎么转移好。”
陈添裕路熟，将转移路线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才说：“那好，我们走吧！”
从青山下到雨顶坪，有10里山路，崎岖陡峭。贺子珍已有五个月身孕，由两名赤卫队员护送着先走了，毛泽东随后也离开了竹寮。他毕竟大病一场，尚未痊愈，出发没多久，就直喘粗气，两腿发软，迈不动步。
山下的枪声越来越近，情况越来越紧急。陈添裕想用担架抬着他，可一来没准备，二来这满山灌木荆棘，抬着也不好走。怎么办？陈添裕急得满头大汗，着急地对毛泽东说：“杨先生，来，我背着你走！”
毛泽东忙说：“要不得！要不得！我快点走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