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期
走进敦煌的魔鬼
作者：何 奇 陈 钰
过后，伯希和又沿着每个洞窟的内壁反复察看，清理可以解读的题识，仔细研究洞窟里的全部画面，并作了详细的内外观描述和文字记录。除此之外，对每个石窟的具体位置、在整个石窟地区的分布方位和每条题识，每幅画面、彩塑，每座石碑的具体位置等，都做了描述记载。还让爱努特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把当时莫高窟所发现的洞窟全都拍摄到他的镜头里面，共376幅。后来，从中精选出数百幅，刊印成厚厚6大本《敦煌图录》。对于研究敦煌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
5月27日，伯希和带领他的挖掘队离开了莫高窟。那十几峰骆驼和马匹上驮着24大箱文物，晃晃荡荡行走在五月的戈壁小道上。临上马之前，王道士恋恋不舍地拉着伯希和的手，除了叮嘱他保密外，叫伯希和在老佛爷面前多美言几句，早点把一万两银子调拨下来。
此时，伯希和心里不禁窃笑：哪有什么老佛爷捎话的事？谁会批拨你一万两白银？那全是诓你的，等着去吧！但脸上却表现出十二分的真诚，点着头道：
“一定一定！”
驼队已经走远了，王道士还站在路口望着，望着，迟迟不肯离去，好像等待着什么……
第六章中国人扼腕痛惜
伯希和带宝出境
伯希和的考察队到达敦煌县城以后，停留三天，进行休整，同时研究出境路线。因为带着大批敦煌文物资料，瓦蓝和爱努特主张向西原路出境，这样路途较近，又荒无人烟，关卡少，比较安全，而伯希和坚决主张从东出境。瓦蓝反复强调从东出境路途遥远不说，途中要经过许多像西安、兰州这样的重要城市和县镇，检查关口多、眼睛杂，一旦发现他们带着大批珍贵文物资料，不但到手的东西会失去，而且人的安全也没有保障。
伯希和听后，哈哈大笑，点着两个助手的鼻子说：“两位大师，你们对中国的朝廷和地方衙门太不了解了，太不了解了！当今中国官府的官僚们，从上到下，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不是弄官弄权，就是弄钱弄财，哪个吃饱肚子撑着管你这些屁事？听王道士说，藏经洞的事他给上面的衙门报送了不少呈文，还专程去过肃州，可到头来怎么样？……两位大师，请你们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听我伯希和的没错！再说，咱们是从西面过来的，一路上的古城废墟和名胜遗迹，基本上都被我们考察过了，东部的古城遗址和名胜更多，我们可以边走边考察考察……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多，一定要抓住，千万不能错过，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懂吗？”
瓦蓝和爱努特被这个年轻人彻底说服了。他们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但精通汉语汉俗，而且头脑聪明，技高一筹，胆识过人。他如果想干什么，就没有干不成的。他们对他敬佩极了。
1908年5月30日，伯希和的考察队满载着文物离开了敦煌，经过安西、肃州、甘州、凉州，沿着河西走廊东行。两个年头了，他们在中国西部的大地上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后东出兰州，经过西安，达郑州，乘火车长驱直入北京，一如八国联军。
来到北京后，伯希和对自己在敦煌莫高窟弄到大批遗书古卷的事情，没有过份张扬，一直非常保密。因为他清楚这些稀世珍宝的价值，也清楚自己获得这些稀世珍宝时采取了什么样的卑鄙手段和缺德做法，所以，这些内幕如果让中国的学者们知道了，不但这些文物会得而复失，而且他也会在学术界遗臭万年！于是，他把敦煌经卷和在新疆挖掘的文物，秘密运送到法国大使馆，连夜打包装箱，而后，请求使馆帮忙装上海轮，由爱努特秘密押运巴黎……
等到爱努特带着那些满装文物的箱子安全上船离开码头之后，伯希和才开始谈论藏经洞的事情，并携带少量他认为在中国有可能引起轰动的敦煌古卷精华，到北京拜访有关学术专家。他的目的：一是想在拜访的过程中，再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二是炫耀自己在敦煌考察的收获，使藏经洞遗书古卷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因为他清楚，尽管藏经洞的遗书古卷在历史、考古、佛教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研究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但得不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可，是不会产生什么轰动效应的，必须先在中国学术界造成一定的影响，引起官方和专家学者的注意，才可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轰动效应。
他前去拜访的第一个学者是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他给他透露了一些关于敦煌藏经洞发现古代遗书的事。当时，尽管伯希和心存顾虑，没有拿出那些遗书古卷让他看，但已经说出了藏经洞的实情。然而，却没有引起这个当时中国一流学者的重视，他只把它当作“奇闻”来听，并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文字：
“……伯希和到图书馆，言称敦煌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一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前纤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
伯希和见藏经洞发现的文物没有引起缪荃孙的注意，便南下上海、无锡，拜访当时中国的大收藏家、两江总督端方等金石书画家。然而，这些大家们也没有过多地注意这件事。
对此，伯希和多少有点失望，于是，辗转出境，回柬埔寨，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再来中国，对敦煌藏品进行宣传展出，大造影响。
敦煌文物震惊北京
1909年5月，伯希和由河内二次来到中国。途经南京时，他再次拜见了端方。这时，端方已经听说伯希和在敦煌获宝的传闻，加之先前就听伯希和谈到过敦煌藏经洞的事，只是当时不怎么相信，所以没有在意，后来听到的传闻多了，经过综合分析，肯定了敦煌藏经洞发现遗书和伯希和获得大批藏经洞文物的真实性。所以，这次端方见到伯希和便提出要看看他得到的敦煌文书。
本来伯希和不打算私下把敦煌遗书拿出来让别人观看，特别是学术界的人。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些珍宝谁都喜欢，特别是有关这方面的学者。他把这些珍宝拿出来，有人开口向他索要怎么办？你不给他，会得罪人家；给他吧，哪件都是稀世珍宝，是费了很大周折才弄到手的，肯定舍不得！那么，与其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不如干脆就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要观看，他准备在北京举办敦煌遗书展览会，让大家在公开场合来观看。在公开场合，只有掏钱购买，谁还好意思张口白要？这样既避免了别人索要，又可以达到炫耀的目的，一鸣惊人。
然而，伯希和面对端方这个老朋友一下作难了。拿出来让他观看吧，这位老兄肯定会见物索要，你不给他，面子上过不去；但不拿出来让看，人家已经知道他在敦煌获宝的情况。他左思右想，考虑再三，最后拿出几卷敦煌文书。
端方一见那些稀世珍宝，震惊万分，当即愣了！他是清廷的重臣要员，又是当朝的大学者、收藏家，数年里收藏了不少古玩珍宝，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特别是1906年初赴欧美在15国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在柏林民俗博物馆发现了德国皇家吐鲁蕃考察队1903年从吐鲁蕃带去的《且渠安周碑》。这是吐鲁蕃历史上现存的最早的碑铭，他见此碑铭，非常震惊。当即与该馆长相商求拓。虽然在拓第二张时，拓工损坏了碑上的文字，只拓得四分之一，但他回国后仍把它视作稀世珍宝，珍藏起来。只有在喜庆的日子，才广邀高朋名流和同行们前来欣赏品味。1909年6月，又请伯希和在《且渠安周碑》拓本上题了字。然而，现在面对敦煌藏经洞文物，他陡然觉得他视为上品的那个《且渠安周碑》拓片，简直不值一看，不值一谈！
端方在那里愣了半天，回过神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买回来，哪怕一部分也可以，但却遭到了伯希和的婉言拒绝，他委婉地道：
“本人的这些藏品，都是掏大价钱好不容易才买回来的，本人珍爱如命，端大人不可夺人之爱啊！”
君子不夺人之爱，这是中国的古训。端方这个平时说一不二的封疆大吏，面对伯希和的婉言拒绝，无话可说，也毫无办法。最后，除了拍摄到《沙州志》残卷外，没有在伯希和那里得到什么资料，他为之扼腕，夜不能寐。正如伯希和回巴黎后，在一次演说时所说的：“端制军（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
当时，这位封疆大吏实在无力回天，便把伯希和获敦煌藏宝的消息告知北京学术界的董康等人，企望北京方面采取什么措施，能够购回一些藏品，聊以追补北京学术界之大憾。
8月，伯希和来到北京，居住在八宝胡同。北京学术界已经知道伯希和在敦煌获宝的消息。所以，他的到来如同滚沸的油锅里掉进水滴，引起阵阵不同的反响。学者名流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目的纷纷前去八宝胡同，有的让伯希和讲述获宝经过，有的让他讲敦煌见闻，有的去抄写资料，还有的去看热闹……总之，每天有不少学界人士穿梭于八宝胡同，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正如《敦煌百年》中记载的：“一时间，那里成了北京的一道学术风景线”。
中国一流的学者罗振玉先生，对敦煌藏品被外国人劫掠、霸占而痛惜至极，悲愤至极。是年8月9日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茲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窟所藏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窟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
罗振玉用可喜、可恨、可悲表达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学人心态的典型写照。
学术界悲恨又无奈
伯希和很清楚，敦煌文物要在全球范围内轰动，必须先在中国引起轰动效应。于是，他来北京后，向北京的各新闻媒体和驻京各新闻媒体发布了举办敦煌遗书展览的公告，精心策划舆论宣传和造势方案。经过他的努力，是年9月4日，敦煌遗书展览会和记者招待会在北京六国饭店如期举行。
中国的学者来了，外国的学者和那些喜欢中国文化的人们也来了。他们参观浏览着，评头论足着，无不为中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所震撼。特别是中国的学者，被眼前的敦煌藏经惊得目瞪口呆。有的学者以前见到过的古代图书，最早的版本不外乎宋版而已，至于唐代的东西，不但谈不到版本，而且连手抄本也极为罕见。然而，眼前这些展品中，不但有隋唐的文本，而且还有六朝的写经文书等，同时保存得非常完好，能不叫人震惊吗？
伯希和在记者招待会上洋洋自得地讲述着敦煌藏经洞的情况。还告诉大家，藏经洞中还有经卷，他没有取完，因为全部取完，就太“伤廉”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很讲究德操的人。
展品中还有最早的、不曾被人改编过的《尚书》原本，又一次震惊了北京学者。
中国的学者们越看越震惊，越看越觉得气不平。中国的宝物怎么就到了这个外国佬手里？我们的政府和主管部门到哪里去了？自己的宝物被外人盗去不说，还让盗贼拿回来在自家门口炫耀展览，国人能不痛心吗？中国的学人能不气愤惋惜吗？北京学界头面人物恽毓鼎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人过问，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重洋万里，辇归巴黎，岂非可恨可伤之事，吾辈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之陈苏生，岂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
端方原以为伯希和让他观看的那些敦煌藏品，就是他所得到的全部藏品，没想到看了展览，才发现他原先看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他愤怒至极，痛惜至极，找罗振玉大光其火：“你们是中国知名学者，你们都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吃的？ 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得不到，却让外国人弄走了。我们的学者需要什么还要在那个法国人面前低声下气地求情搭话；想弄点资料，还得给人家掏银子，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耻辱，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啊！”
他当即联络罗振玉等学者去跟伯希和谈判，要求他留下敦煌藏品。因为敦煌遗书出土于中国，所有权属于中国，外国人无权私自带走，伯希和带走敦煌藏品是不能容忍的。
但伯希和不允，还哈哈大笑道：“两位先生所言太严重了。这些文书经卷是敦煌地方遗弃不用之物，是我用重金从王道士手里买来的，就像在农贸市场上掏钱买东西一样，我给他钱，他卖给我东西，不存在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更不存在国家主权问题。”
罗振玉和端方无话可说了。
而伯希和仍继续着他的讥讽：“两位先生，我不懂你们中国的风俗习惯，中国人是不是都有不拣丢弃之物的习惯？如果拣了，或者掏钱买回来，都要犯忌、遭反对，还要追究责任？如果有这种风俗习惯，那可是大大的独创啊！如果按照你们的这个习惯，我得到的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能放弃，放弃了，你们不拣，岂不是白白把这么好的东西放弃了吗？再说，就是给你们分出一部分，也不可能了，因为那些东西现在保存在我们国家的藏书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