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黑色的遮蔽
作者：梁解茹
我恍然想起,从我记事起,柳镇就已经不是父亲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了。人口比解放初期暴涨了两倍,各色果园、竹园不见了,山包上的松树、麻栎等变得稀落起来,甚至湄溪和汶江的水也不如先前浩荡清澈了。但柳镇人仍需为填饱肚子犯些琢磨。这样的柳镇,怎么能够和父亲描述的柳镇相提并论呢?父亲说离镇中心二华里的磊牛山在他小时候茅草丛生,野果成堆,是狼、黄鼠狼和其它野兽的乐园;父亲说一个猛子扎进汶江,就能抓一条两三斤的鱼上
来……
所以我后来回忆柳镇的时候总是回忆父亲给我描述的柳镇世界。我知道,父亲的描述虽然简洁,却充满一种令人向往的意境。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明白了:人对所拥有的东西总是视若无睹,在没有什么的时候才向往什么。比如我,在遥远的北京想起故乡的遥远,有时恨不能嗅觉里立马就充盈那里的气息,嘴角边嚼一根那边田间地头的甘草……
可是甘草在哪?山开到尖了,地挖到边了,无论是磊牛山、虎跳崖,无论是田边水边、高坎低坎处,它给人的印象总是光秃洁净因而也是开豁明亮的,总是如刚出生的没头发的婴孩,或像腊月间的田野。甚至有些点缀空间庇荫地面的树叶也过早夭折。
因为有太多的手、太多的希冀摸弄那片地那些山和那些田了,大人的手侍弄着凡是能长出植物菜蔬的空地,小孩的手则侍弄这些田边地块的边缘。每天一放学,几乎不用大人喊,成群集队的孩子便涌上了田野:挑猪草喂猪,削草垫猪圈。
挑野菜也好,削草也好,我总是和姐姐一块儿去。姐姐是牛年正月里出生的,而我是虎年农历十二月底出生的,说起来我和她只差一岁,事实上差了几乎有两周岁。为此我总感到她占尽了便宜。比如我的菜篮子明显比她小,挑的野菜又明显比她少,而母亲总这样对别人介绍我俩:“两姐妹周年挨。”“周年挨”就是一年挨着另一年的意思。母亲话里的含义很明显。一方面似乎要夸耀自己的生育能力,另一方面几乎等于说瞧只小一岁的妹妹可比姐姐差远了。
但正如母亲所说的,养大姐姐却并不比养大我轻松。姐姐在五岁和九岁时差点死掉,五岁的事我不记得了,九岁的事我却记得一清二楚。那是紫云英(我们那儿管这叫乌苕子)灿烂满田满畈的时节,这个时节正是吃苕子那嫩绿的茎叶的时候,据说紫云英是补气养肝、明目清热的。但我们吃这个已经吃腻了,那一天姐姐和我到紫云英地里挑一种野菜,这种野菜的叶子呈锯子形,要是周遭无遮无拦,它就贴着大地自然生长,叶子阔些也厚实些,吸收紫外线多了,那颜色也像人的肌肤晒多了太阳微呈褐色。若夹在苕子里面生长,则又嫩又绿且修长了。我们把它剪回家去,母亲把它们洗净然后在开水里烫一下拌上嫩豆腐,吃起来便既清甜又爽口。记得那块地边有一个小小的山包,山包上有座孤墓,也许经常在墓顶加土的缘故,那墓顶就显得尖尖的。这座孤墓在我们家后院就能见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贴着我们家后院墙根的旧湄溪和汶江每年七八月汛期连成汪洋一片时。菜地、由果园桑园改建的水田都淹了,惟独这座孤墓淹不着,从来如此。孤墓淹不着,我们家也淹不着;孤墓淹着了,我们家也至少有一半进水了。所以每次发大水,我总是看见父亲站在后院墙根,目光忧郁而散漫地盯着那一片汪洋和汪洋中那黑黑的如一只傲然挺立的仙鹤的脑袋的孤墓,口中喃喃有词。记得墓地周围茅草丛生,里面还夹有令我们垂涎的野草莓野山楂,都红嘟嘟得勾人。墓地两侧还有两棵洋槐树,一粗一细,我们管它们叫“青蛇”、“白蛇”。事实上印象中我们每次在孤墓近旁活动,总会碰到一个美丽的女人。美丽的女人蹒跚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那步态和年轻的身姿、面容就有些怪异地纽结在一起。我记得上中学后某一天偶尔在一本字典里发现了一个词,然后莫名其妙就在眼前呈现那种步态。这个词是:“搀兑”。那是一种令视觉别扭、让感觉滑稽的步态,正因为如此,在记忆的唤醒中,这步态就如一幅木刻,重新深深印到了我脑子里。那美丽的女人离去后,墓前总留下一些用泥块或小石块压着的剪成长条形的薄黄的纸,伴着几缕香烟,在风中飘忽着,在若有若无若即若离袅升着。那女人脸上的表情给我的感觉是:仿佛她刚刚忙活一番的只是哄一个婴孩入睡,或侍弄完她喜爱的一片花卉,甚至她刚刚听到了许多祝福的语言。
技师穿着那件有银色扣子的黑色外套,考察了数十个年轻人,终于收下两个徒弟:我父亲和一个外号叫“红嘴”的年轻人。他俩都是在1945年日军开辟“大陆交通线”在柳镇实行三光政策时成的孤儿,属于优先吸收入团入党又属照顾对象。技师本来对瘦小的父亲不太满意。后来他无意间听到镇里的柳全大爷说了一句话,就把父亲要下了,还带着一种怜悯。柳全大爷说:“日本小子真能节俭,就一颗枪子儿就让万成成了孤儿。”
父亲原本刚当上区团委书记,因为说了那番地主没让他挨饿日本人让他挨饿的话以后就不再当书记了,但他道出了柳镇的实情。柳镇人都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柳镇带来的灾难:他们让柳镇人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他们使柳镇人口从原先的八百多户锐减到五百来户,他们烧毁了繁华主街两边的青堂瓦屋上千间……我想我很理解柳镇人的感情,1992年我有一次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但父亲死活不让我去,说我去了就断绝和我的父女关系。父亲对小日本的这种咬牙切齿莫名其妙有些类似于对于我年过三十不嫁并有老死在家趋势的感觉。他对这两件事同样耿耿于怀。也难怪,我十六岁开始恋爱,但二十年后我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
我毕竟和我爷爷奶奶两个叔叔两个姑姑血脉相连,所以我告诉父亲即便小日本八抬大轿来抬我我也不去了。父亲老泪纵横。我想地主不剥削欺压百姓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剥削压迫在父亲的感觉里跟外族的入侵比起来有些微不足道罢了。
当父亲和红嘴成了技师的徒弟的时候,他们一个十八一个二十二岁,理所当然,红嘴成了师兄我父亲成了师弟。
红嘴原名柳根儿,因左嘴角带一块五分镍币大小的紫色胎记而得名,那块胎记使他时时刻刻都像在嚼着一片红花瓣。“柳”在柳镇是大姓,约占了总人口的六成,“根”有扎进土里世代繁衍永不断绝的意思,柳镇的父母最喜欢用它来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所以镇子里叫“柳根儿”的不少。但红嘴的真名使用率并不高,偶尔在开会或队里分粮食的时候才用上那么一两次。
据说有一回队里分粮食,队长喊了三遍“柳根儿”还是没人应承,这时只见红嘴挺身而出,大声吆喝:“柳根儿柳根儿,柳根儿野哪儿去啦?”
这段笑话是父亲和他师兄在他们师傅家的餐桌上说的,他们两个孤儿在拜师学艺的同时,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家,尝到了家所体现的种种乐趣。父亲一沾酒就脸红,而且满嘴是话;红嘴则越喝越沉默,脸喝得青下去了,嘴角那块胎记则越发红得刺目。那时候使用诸如“性感”之类的词汇是犯忌讳的,若能使用,倒正可以用在红嘴身上,不仅仅形容那张嘴,还可以形容他身上的其它部位。他个子虽说不太高,却体格健壮;一头鬃毛似的头发齐刷刷的,仿佛刷什么都不成问题。技师女人有段时间用钝了家里的衣刷,每次见到他,都忍不住想把那头毛发抓到手里,刷一切该刷的地方。他和瘦小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每当技师家有重体力活,比如出肥、买柴、砌个院墙之类,技师总是派他去,而他也总不惜力,干得挺乐。他总是说什么东西都是用完了就完了,惟有力气,用完了还能生出来。
正在这时,技师的女人怀孕了,这事显而易见的时候是在技师到柳镇的第二个冬天。腊月里宽大的衣裳,也遮盖不了女人那日渐突出的肚腹。这时女人已经有三十五六岁了,还是头回有身孕,技师在兴奋之余又总是担忧,怕女人有个闪失,坏了他做父亲的美梦。他让她整天呆在床上,甚至去溪里洗洗涮涮的事也不让她干了,因为他总觉得经堂门口那几步台阶太陡峭了。他似乎要独自品尝将要做父亲的快乐,叫徒弟帮忙的少了,家里、厂里,技师做什么事就都像玩命,仿佛做完今天明天就不做似的。人瘦了,话也少了,脸不知是因为瘦削还是因为绷紧了显得棱角分明,仿佛那上面突然长了许多尖利的突出,让人不敢触碰,甚至眼睛也得避让得远一些,好像不那样,眼球也会被那些突出扎几个窟窿眼。惟有他那件黑色大衣,似乎粘连着他的肌肤,柳镇人从未看见它和它的主人分离,那眩惑柳镇人的两排银光闪闪的扣子,似乎也被风尘剥蚀了它们的光泽,不再使柳镇人眩晕了。但却包含了另外的意义。它们的冷峻和严肃密切地配合了它们的主人,或者说,给它们的主人作了准确的注解。
这时,就发生了那件事。那天傍晚,风很大,从北方平原来的风和从南边森林来的风似乎都聚集到了碾米厂的屋脊,它们在那儿打着旋,呜噜呜噜叫着,撕裂着,扭打着,似乎要争个雌雄高低,却谁也占不了上风。空气清冽清冽的,吸到肚里似乎就能在那儿结成冰块。他仿佛听到了下雪的声音。
技师想早一点回家,这样的天气,她的女人会害怕的。他的两个徒弟,一个正弯着腰用笤帚归拢散漫一地的白米,一个正坐在高高的木头搭的台子上,面前是两排控制机器的开关。技师关照几句,拿起了挂在墙上铁钉上的黑色大衣。这时,那飞速转动的宽大、厚实的皮带突然脱离轮盘,以千钧之力,朝一个方向劈过去。技师的最后感觉,便是有一对乌鸦的黑色翅膀,一条大蟒蛇挺直起来的身子,一把明晃晃的钢刀,遮黑他的视线、缠住他的呼吸,向他的肉身削剪过来……
有一个时期,我曾不厌其烦地告知家人:并不是每一个男人女人都非得结婚不可。我重复那些话,每一次都有所发展。我把自己的体验,结合报刊上的、口头流传的,总之一些真真假假的诸如痴男怨女怨男痴女的东西灌输给他们,使他们相信与其去和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男人过所谓的婚姻生活,还不如单身一人快活安哉。我说时代不同了,人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不同。现代女性的命运并不仅仅局限于婚姻。事实上,婚姻限制自由和权利,它给女人的惟一便是她可以生个合法孩子。
当然,我并不敢在父母面前这样大言不惭。知我心思的惟有我姐。我发现,近几年来,自从姐夫的事业越来越兴旺,姐的观念也拓展不少。比如几年前要是姐知道姐夫竟敢搂着女人跳什么贴面舞,她非气得吐血不可。可如今她谈起谁谁为了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女人(哪怕是自己的老婆)送到别人床上——就连这样的事竟也能淡(泰)然处之了。可见时间和环境是如何地能改变一个人。
想起那件黑色大衣,它呈现在我面前,似乎已经不是一件纯粹的、过了时的、破旧的大衣了,它是一种别样的东西,远比一样“物”含义更深、更多、更广。
记得父亲从碾米厂回家后我们家的境况就一天不如一天。先是父亲得了很严重的胃病,他的胃本来就不好,加上后来在碾米厂常常偷偷煨些又干又硬多半是半生不熟的米饭吃,他的胃就来了一次大出血。而母亲从来没下地干过活,一着太阳就中暑。所以我们家年年超支。后来母亲把门口的石磨石盘搬到灶屋,窗户蒙上厚厚的帘子,半夜起来磨豆子,做成豆腐,偷偷拿出去卖。后来不知怎么被大队知道了,大队民兵连长就带了人来抓,他们训练有素,先揿灭手电,然后放轻脚步,几个在前门守着,几个穿过弄堂翻进后院,每扇窗户底下也叫人候着,就像搞地下党似的。于是人赃俱在,悉数没收。有一回谁的脚踢响了一块石头(也许是故意的),父母亲就慌慌忙忙把刚包好不久的一砧板热豆腐藏到了楼上的稻草堆里,那温乎乎的水顺着楼板缝往下滴,正好滴到了民兵连长的头顶。
“是什么吊东西,这么臊臭?”
母亲拿过毛巾,说:“是猫尿。家里的猫刚生了小仔。挪了几次窝都挪不动。这该死的猫,撒尿也不寻个正经地方正经时候!”说着要给民兵连长擦。
民兵连长一听是猫尿,就恶心得不行。其他人也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猫尿上,一伙人忙乱一阵,也就撤了。
但类似这种幸运很少,一般总是人赃俱获。我熟悉一种感觉——心惊胆战、无地自容。这种感觉我如今确实记忆犹新。关键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损失,在于他们认为你在犯罪、在违法,而且你自己也认为自己在违法、在犯罪,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艰难岁月磨蚀了多少人的生活、梦和希望,风化了多少属于人性的东西。所幸的是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用不着承担生活落在大人身上的那份沉重和无奈,而且我天性好奇,向往美好,喜欢冥想,同时用不着担心这些东西会被骚扰、被禁止和没收,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私有财产,才真正属于自己。
当然,我好奇的无非是:那只小鸟越过树梢到底飞哪儿去了;那只被我捻死的蚂蚁——它的同伴的哭泣声究竟是怎样的呢?……至于那个美丽的与众不同的女人,我想要问的问题是:她是谁?那被黄土和茅草遮蔽的是谁?那两棵树跟蛇不沾边为什么又取了“青蛇”“白蛇”的名字?总之,我的问题很多,但一般不敢问,大人要么不理睬你的提问,要么会呵斥你,他们有更紧要的事要想、要做。
我想,你对事物的好奇,无非是它对于你的神秘。而事物对于你的神秘,大概就是因为它的可知又不可知,存在又似非存在吧。比如我在写这些字的时候,我面前摆着一个笔筒、一面明亮的大镜子、一个墨水瓶。笔筒里还插着一个圆圆的银色气球,这是女儿的玩具。镜子把我的面容、表情及房间里的一切照得纤毫毕露,那种真实让我感到一种被窥视般的窘迫,我把它倒扣在桌子上。至于墨水瓶,它把我的形象缩小成模糊的一点,不仔细看简直看不出来。惟有那个圆形的银色气球,它的形状和颜色把房间的四面墙壁弯成柔和而模糊美丽的曲线,那窗帘的花边、那青翠婆娑的吊兰……所有这一切,都显出一种隐约的美丽和格外的柔和,尤其是那个置身其中的我。一种隐约使那个我异常迷人。我甚至有些嫉妒那个在里面的我的存在了,那个我想触摸又触摸不到,想进去又进不去,说已经在里面又不像的自我了。
那一天我和姐姐在乌苕子地里寻野菜。姐姐有个特点,干什么都专心致志,像豁出去似的,她不知道,她已经不知不觉靠近了孤墓,在一刹那,她只听到一个声音在喊:“梅,梅!青蛇,白蛇,鬼,从坟洞里爬出来了!”声音落处姐姐蓦地抬头,发现自己已经在孤墓跟前,眼前一片突兀的阴森,这阴森像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或凌空而下,向她碾压过来,要把她小小的身子覆没成无。姐姐甚至连“哇”地喊叫出一声都没有,她只是无声无息地瘫软到一片姹紫嫣红的紫云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