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黑色的遮蔽
作者：梁解茹
周围人说话声音嘁嘁喳喳的,柳镇人对这个不幸的女人深表同情,他们自觉地想放低说话的音量放慢说话的节奏,他们也自以为这样做了(可声音照旧不轻节奏依然不慢)。女人过后就会想起,在那时候,其实连他们心底深处的每一声叹息都没想在她面前掩饰。
尤其是女人们,她们在掬完了同情之泪后,立即总结了经验教训。有人说都怪怨这两人平时太要好了,好过了头,俗话说:吵吵闹闹,白头到老;不吵不闹,半道分手。你看这女人,平时男人上班送到桥头,下班迎到门口,总是一副望眼欲穿的样子,好像过完了今天就没有明天,过完了明天就没有后天,这一下真没有明天和后天了,连今天也只是开了个头……
女人们话还没说完,床上那迷迷瞪瞪的女人忽然坐起来,瞪大眼睛,叫男人的两个徒弟:“柳根,万成,快去叫你们师傅,下班了,该回家了,天黑了,带上手电,要下雪,烤半斤黄酒,穿上大衣。快去,快去!”
万成就是我父亲的名字,出事时,他没出息地尿了裤子。柳根儿听完师娘的这番话蹲到外面台阶上呜呜哭起来,他说师傅完了,这下师娘也完了。因为在皮带甩出去的刹那他咬破了自己的舌头,说话就有些模模糊糊的听不太真切。这时候风不再恣肆地把天井里那棵毛竹的细枝舞来舞去,天空静静地飘起了雪花。
技师的单位来了人,是意外事故?还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亦或就是针对性的谋杀?来人去现场看了看,又对在场的另外两人作了询问。结论很快就出来了:纯属意外事故。人死了就死了,说明他自己的阳寿到了,气数尽了,难弄的是活着的人。技师的女人原本是地主成份,对此技师单位的人都大吃一惊。她从小娇生惯养,1940年由两个哥哥做主嫁给了技师,他们自己解放后被镇压了。女人平时有技师这个工人阶级的红帽子护着遮着,她自己又从没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作,所以多少年就像影子似的伴着技师生存,躲过了许多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在生活上,也是淋不着雨吹不着风晒不着太阳一手提不了两斤大米,走路蚂蚁都能将她绊倒除了是个女人外别无用处。况且此时天下不很太平,米面不够,许多城里人向往乡下,泥土好歹能长出粮食,而机器却不行。技师单位的领导就和柳镇领导商量好,让女人就在柳镇落户,以后下个地干点活,找口饭吃容易,说不定就锻炼出来了。技师客死他乡,是个可怜人,就让他在柳镇入土为安吧。
柳镇人却不愿这个横死的外地外姓人葬到他们的家族墓地,尽管他给柳镇带来过热闹和福分。柳镇人的墓地一般在镇南的小山包上,他们尽可能背离那些地方,在湄溪和汶江之间挑了个高坎处,往下挖,挖出了石头,这真是个好地方,周围没有一处比它更高的,还和经堂遥遥相望。棺木是临时打的,只匆匆涂上了一层黑漆。在一阵鞭炮声中,技师入土,墓前种上两棵洋槐树(这是红嘴特意从别处挪过来的),再把顶堆得高点尖点,上面压上几块大石头。等这一切做完,柳镇人就准备过年。尽管每天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不愉快事发生,但年还是要过的。
技师那件黑色呢子外套当时随技师一块倒在冰冷的地上,沾染上一些污秽,红嘴后来把它捡起来拿回家用刷子刷,把上面的毛刷得一处一处没了,又用火钵烘,烘得那上面的味腥腥地随着袅升的湿气走,走遍了屋子的每一处。烘干了,湿气走了,味却还不走。红嘴用一张旧挂历把大衣一包,给女人送去,女人接过大衣,目光专注,看过左排第二个银扣子下的一块油渍,又抚过袖口一个小小的破洞,她用同样颜色的线补缀过的,又看各处,抚摸各处,仿佛温习浏览丈夫的一生以及她和他的所有故事,脸上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然后把一张失血浮肿的脸埋进黑色大衣去,久久不抬头。
红嘴不敢作声,看见那一头散乱的乌发柔软地偎依在大衣上,微微动着。他感到眼前发黑嗓子发干,不知是因为夜幕遮拦,还是因为那件有灵性般的黑色大衣,总之他眼前飞速闪过一些情景,腿有些发抖,就把尖尖的白牙齿抵住舌头,很有一种咬下去的渴望。
从此有一个习惯动作跟住了他,跟了一辈子,后来技师的儿子也有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永生一般。那动作是:右手食指伸得长长的,略一弯曲,似乎想按动什么,随即收回来,五指紧缩,恨不得藏起来。
在柳镇人过完元宵刚刚躺进被窝,冻僵的部位还没暖和过来时,经堂传来一阵嘹亮的婴孩的啼哭,仿佛紧追着喜庆火炮的脚步,那哭声从高处飘下来,让离经堂近的一些人家的主妇感动,她们顾不得天寒地冻,连夜过桥去看一眼婴孩。
女人生了个男孩,取名元霄。
姐姐在紫云英地里直挺挺倒下去,后来我知道这是她这一生经历的第二次劫难(可这一年她才九岁)。第一次是她在五岁那年玩水掉进湄溪,多亏了红嘴在溪边网鱼,又多亏附近柳树底下的水里正卧着一头老水牛。红嘴把姐姐救上来,她脸上已经没有一点血色,小肚子鼓鼓的装了许多水。红嘴把牛牵上岸,又把姐姐的肚子贴到牛背上,老牛一声不吭,默默地转开了圈,水就从姐姐的嘴里温温地一股股往下流。旁观者说,一看到牛转圈,红嘴就蹲到埠头的青石板上,一把一把往脸上撩水,原来他喜不自禁,是想用水冲掉脸上的泪水。柳镇人救溺水者的土办法就是用牛,据说,牛在这一点上极具灵性,对仍有生还希望的溺水者总是乖顺听话,对已经溺毙或没有生还可能的它连触碰一下都不让。人要是硬把溺水者往它身上搁,它就像触了电似的,立即急切地甩动尾巴,尥开四蹄,耸动背部,同时仰起头颅,发出闷闷的悠长的叫声,把背上的人远远地甩到地上去。若再放,它就再甩,总之柳镇人自古以来就相信这一点:用牛来判定一个溺水者的生死万无一失。
那天姐姐受惊吓后我还算头脑清醒,我先把她挪到树阴底下(这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然后飞也似的跑回家去叫母亲。母亲把姐姐背回家后就开始给她刮痧。先勾起食指和中指,拧她的脖子。母亲的嘴随着动作一撇一撇的,而那两只手指头像螃蟹的钳子,每一下都准确无误,直到那脖子又红又紫,仿佛肿了一圈。又撩起姐姐的上衣,拿一只小白瓷碗括她后背。在碗沿和肌肤接触的声音刺啦刺啦过处,那柔嫩雪白的地方就浮起一片紫红。可是这次的土办法并没有使姐姐立即见效,她高烧不退,满嘴胡话。就又送到医院吃药打针——可一切办法都试了,姐姐仍然高烧不退,迷迷瞪瞪,不吃不喝。到第六天上,父母亲都以为姐姐没救了,母亲想着姐姐平时的乖巧、懂事、听话,想着她养育她的千辛万苦,不禁悲从中来,嘴里不停地嘀嘀咕咕——许多年后我想起那个嘀咕,浮现在脑际的更多的是母亲那时那刻的一种状态,以及两个不同的发音“过坎”。
柳镇人习惯于把人生(自然人生)分成几道坎,逢“九”便是“坎”。如“九”、“十九”、“二十九”,尤其是“九”和“十九”,这时人死了还只能算夭折,便是“九Ju”,“Ju”意为“蛀”,就像虫子把生命慢慢蛀空似的。姐姐那年面临被“蛀”的可能。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是女人和红嘴。自从红嘴住进经堂,丈夫不像丈夫,儿子不像儿子,父亲就和这个师兄及师娘断绝了来往。上次红嘴救了姐姐,也是母亲出面感谢,父亲是绝对不再踏进经堂一步,也不让师兄踏进自家门槛一步的。可这次两个人不请自到,父亲很为难,俗话说上门不杀客。父亲把衣袋里还剩的半包烟往桌上一扔,自己往门口的阴影里一蹲,自当自己没看见他们,他们也没看见他,其余的一切都由母亲去应付了。而红嘴似乎也忌讳亮光,事实上他根本没迈进我家门槛,他只是在两个女人接上话茬儿的那一刻,选择了我父亲的做法,也往门口的暗影里一蹲。
记得那时我已经上床,可并没有睡着。对“死亡”这一现象的困惑和恐惧惊扰着我。以往想到死亡这个词,离我自己和我的亲人总是非常遥远,可这会儿却似乎就在眼前,而且要发生在亲爱的姐姐身上,这怎能让我无动于衷,安心睡着呢?
我印象中第一个因死亡而造成我思索的人是住我家附近的一个老木匠。老人鹤发童颜,爱逗个乐,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口,他总要喊我“小媳妇”,说我像他媳妇小时候的模样。其实那时候他老伴已故去多年了,据说是童养媳,从小和他一块长大的。那老太太的半身像被画得很大,镶在一个雕了花边、漆成暗红色的镜框里,慈眉善目,就高挂在老人做工的那间堂屋里。那个暗红的精工镜框透露、暗示一种生命的热力,似乎那老太太还活着,随时都会从灶间走出来,脸儿被灶火燎得通红,周身缭绕多种菜肴的香味。
老人的家临街,又是通往河埠头的必经之地,出出进进,没有一点避开的余地。其实,我对老人的玩笑似懂非懂,但总是感到紧张,每次经过那门时总想偷偷溜过去,但只要他在那屋里(他一直到死还在那间临街的堂屋里做着木匠活),我就休想溜走,哪怕他背对着门口也是如此。他把我叫住,拍拍我的头,捏捏我脸蛋,然后硬塞给我一把花生,或者几块糖。开始我不敢吃那些东西,后来我发现那些糖也是甜的,花生也是香的。所以在我心里,我又怕他又有点喜欢他。后来他死了好几年,我一过那门心里还有些发抖,只有加快脚步,仿佛稍一慢,他就会把我拦住叫我小媳妇似的。
那天晚上我只听到门轴转动的响声,然后耳边响起轻轻的说话声。我睁开眼睛,透过棉纱帐子,见两个巨大的影子投在墙和天花板上,那两个影子被天花板和墙的九十度角一折两断,一会儿重叠,一会儿错开。后来我知道原来是母亲和经堂那女人在姐姐床前,她们先给姐姐喂下女人从经堂带来的水,然后出门去孤墓给姐姐叫魂。两个女人在墓前供了香叩了头许了愿,然后幽幽地喊:“梅,回来——;梅,回来——!”从那天姐姐受惊吓的地方到回家的路——边走边喊,一刻不停,直到姐姐床前。
